并喻文化，其基本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第一章里介绍的前喻文化中，长辈的行为向晚辈提供了不可背逆的榜样，以致人们至今仍然接受着祖先们所遗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于前喻文化的记载，那么那种以并喻方式作为文化传递的唯一模式的社会却寥寥无几，我们很少听说这种并喻方式能够单独地代代相传。如果真有那种将并喻方式作为唯一的行为传递模式的社会，那么年老的一辈和年轻的一代都将认为，每一新生世代的行为不同于他们的前代是“天经地义”之事。

    在一切并喻文化中，长辈在某些方面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晚辈的行为确立了应有的方式，界定了种种限制，年轻人相互间的学习是不能逾越这些行为的樊篱的。在许多社会中，人们接受新行为时获得长辈的赞许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年轻人的行为改变最终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同辈，而是取决于年长者的同意。但是，在并喻文化中，人们同时也怀有一共同的愿望：即每一世代的成员其行为都应以他们的同辈人为准，特别是以青春时期的伙伴们为准，他们的行为应该和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的行为有所不同。个人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行为风范，那么他将会成为同代人的学习楷模。

    并喻文化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以下诸多原因都可能酿就前喻文化的崩溃：比如，整个人类，尤其是那些占据着领导层的老年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长辈们不再是事事精通的行家里手；迁往一新的居住地后，当地人会把移民群体中的老年人看作（而且永远看作）是陌生的外来者；由于战争失败，被征服者被迫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成年人以他们青少年时代所未接触过的新的观念教育自己的子女；领袖人物们也会通过向年轻人宣传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获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

    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人类文明不断地蓬勃发展，文化形态由前喻型转变为并喻型的条件日臻成熟，这一切都使得某一社会成员有可能吞噬、镇压、蚕食、奴役、改造其他社会成员，也有可能控制、指导年轻一代的行为。但是，并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却只能维持十分短暂的时期。比如，某一属于并喻文化的群体，在其为一属于前喻文化的群体征服之后，被征服群体的第二代成员（他们的父母除了同伴的行为以外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却可能完全涵化于另一种虽不同于征服者但仍旧属于前喻形态的文化之中，那些出生于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的孩子就是如此。

    然而，某一社会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成年人以后，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期望，确实有可能使该社会的文化发生巨大的变革。外来者的行为和该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以致于在他们的行为中继承长辈的成份远远多于新近习得的成份。进一步说，即移居一古老社区中的新的群体仍然部分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人们依旧能够区分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孩子和那些移居者的孩子。大量的不同年龄的个人能够被逐渐地同化，这使得当地居民和新来乍到者能够容忍、涵纳彼此间的差异；但这也可能激化和加强彼此间的矛盾，比如，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将会因此更进一步地阻挠外来者获得当地成员平等的权利。

    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化吸收是十分有益的。在奴隶社会中，大批的成年人常常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奴隶主不许他们保留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行为完全受着奴隶主的控制，非洲原始社会曾大规模地实行奴隶制度，在那种社会里，使人为奴是十分常见的惩罚方法，但即使是来自其他群体的奴隶，在文化和体质上也都和奴隶主十分相似。在许多方面，奴隶都有着不容否定的权力。经过一段并不太长的时期，奴隶的家人及其后代都有成为自由人的可能。祖先曾经为奴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因此人们往往想方设法掩饰其不光彩的过去。所幸的是奴隶的后代在文化和外表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所以他们很容易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所接受。

    迁居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移民，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文化吸收。在这些地方，人们要求年轻人按照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文化行为的方式行动。在以色列，从东欧来的移民们将老年人（那些仍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祖父母）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长辈缺乏恭敬，他们已不再掌握实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再是智慧的象征，也不再是晚辈行为的典范。

    在前喻文化中，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远离那些虚弱的老年人而战栗不安，他们也可能十分羡慕老年人的智慧和权力，因此，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他们理想的未来。但是，对于那些移民者的后代来说，不论迁徙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无奈，不论老一辈力求挣脱贫困和压迫或是仍旧沉溺于对往日生活的向往，祖辈毕竟代表的是业已落伍的过去。审视着祖辈的生活，年轻人认为他们将不会沿袭这些善男信女们的生活足迹，但是，由于父辈维系着他们和祖辈的联系，因此，尽管生活道路完全不同，他们有一天也会成为和祖辈一样的老年人。

    在那些变化十分迟缓的社会中，两代人在行为方式上的微弱差异往往表现在时尚的改变上，即这些微不足道的变革往往体现在年轻人不同于老年人的衣着、举止和爱好上。在新几内亚，那里的人民相互间不断地交流新的时尚。一个部落中的所有妇女，不分老少都可能选用一种新式的草裙，以前长后短的式样代替原先的前短后长的式样；否则，那些继续穿旧式草裙的老年妇女，就可能被人当成是刻板的老古董。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中，微弱的变化并不会使整个局面改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姑娘们都会懂得，她们的祖母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日后也将经历。当她们有朝一日成为祖母以后，她们也会象自己的祖母一样，或者追逐时尚，或者认为赶时髦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种连续性的观念不断孕育出时尚的观念，但对时尚的注重却也充分说明，这里发生的一切改变都是无足轻重的。

    在新几内亚的文化中，在那些与其文化的内核有着密切联系的变化和那些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并未触及文化内核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在整个新几内亚具有许多有益于吸收和扬弃新旧事物的同质特点，而许多事物从一个部落流传到另一部落也都遵循着和先前相同的过程。对新几内亚文化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那些连续的微弱的表面变化，事实上产生了文化深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相反，在并喻型学习所发生的文化情境中，年轻一代所经历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社会中的其他年长者。无论这些年轻人是外来移民者的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子女，或是新的宗教信仰的第一批皈依者，还是由一群成功的革命者所哺育的第一代新人，他们的先辈都无法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必须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全新的生活模式，并使之成为同辈追求的楷模。先驱们（是他们开拓了新大陆或率先移居另一社会）的后代所酿就的变革具有很强的适应特点，这使长辈意识到自己缺乏新社会的经验，在新的宗教世界中或历经革命的风暴之后旧的经验业已过时，这样就可能使他们把后代的变革看成是自己既定的、生机勃勃的事业的继续。长辈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向外迁徙，他们砍伐森林，整治荒原，建立新的聚落。在新的聚落中成长的孩子将会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那些尚未完全适应新的环境的成年人，虽然他们无法根据鸟的叫声正确地辨明时节，但却可能为孩子们有了较好的生活环境而感到欣慰。

    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成年人所造成的。代际冲突的原因在于抚育后代的新的方法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而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开拓者们曾经希望自己的后代所遵循的。

    那些奔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开拓者与移民，对于如何抚育自己的后代，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法创用新的方法。比如，双亲应该给孩子们多大的施展余地？他们应该允许孩子们离家多远，去探寻新的世界呢？他们该如何控制孩子们，是否应该象自己的上一代那样通过剥夺继承权来威胁自己的后代，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而那些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尽管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与外部世界种种新的环境抗争，和父母头脑中日渐落伍的观念抗争，他们相互间行为的模仿却可能仍然是混乱无序的。在美国的许多家庭中，孩子们由于和父辈意见不合而弃家出走，他们或去西方世界，或去美国的其它城市。这种家庭内部的冲突屡见不鲜，以致这种冲突最后竟然成为父子关系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代际之间存在着的激烈的对峙，可能表现在父子两辈坚持分家的生计问题上，也可能表现在为了控制权力易手而产生的两辈人间的长期冲突中；在这些社会中，巨大的环境变动可能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旦融合于文化之中，并被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便会成为前喻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祖父弃家出走，祖父也弃家出走，到了父亲这代亦同样如此。祖父怨恨其父亲送他去的那所学校，父亲也怨恨那所学校，而轮到他送自己的儿子上学时，他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怨恨那所学校。代际连续的中断，使得年轻人缺乏有经验的年长者的指导，他们只能彼此相互汲取。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它是人类经验中断时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发生的必然过程。这种在前喻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短暂的并喻文化，是整个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其本身也将为前喻文化所同化。每一文化中表现出的年龄等级制度或年轻人在成熟的特定阶段规律性出现的反抗都是并喻文化的结果。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做父母的却必须直面子孙们举止行为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在其他群体的成员中早已初露端倪：在那些具有征服性的社会中，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团体中，在那些早年侨居他国或涌入都市的移民和乡民中，年轻一代的行为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长辈迫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力，不得不鼓励晚辈努力成为新社会的一员——让子女们离开自己，去学习新的语言，新的生活习惯，新的风俗礼仪，而这一切在双亲的眼中将有可能形成一整套新的价值规范。

    年轻一代将接受年长者赠与的新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者既不是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也不是他们聚落中的其他老年成员。人们要求晚辈能够适应该文化中的所有家庭生活特质，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接触之，甚至连他们的双亲也可能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孩子们长大上学、就业、或者应征入伍以后，他们和同伴广泛接触，有了相互比较的机会。同伴们为他们提供了比长辈、官员、老师所提供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行为标准，因为那些长辈、官员、老师的过去，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而他们的未来在年轻人的眼中和他们自己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

    在这种情况下，新来乍到者很快能够发现，那些和他们同属一个层次的伙伴们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等机构中，这种现象颇为显著，那里的同狱犯和病人与威严的管理人员、院方代表们有着明显的隔阂。这些机构中的职员（医生、护士、卫兵和狱吏）绝对有别于那些病人和犯人。因此，那些新来的病人或犯人只能以原先的病人和犯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

    在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中，尽管不同种姓的成员毗邻而居、共同生活于前喻文化之中，但社会流动却只发生在同一种姓内部，不同种姓之间是不存在社会流动的。超越种姓界限是不可能的，即人们无法获得其它种姓的地位、特权和其行为准则，这使晚辈对自己的自认有了清晰的概念，了解到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和不属于哪些群体。在大多数社会中，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男女两性儿童都将异性的行为视为不足取的，并且在具体的行动中摒弃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逾越性别界限的行为——比如，男子选择了传统中被认为是女性的职业（这对他过于女性化），或者女性选择了男性的职业，都会造成代际冲突的混乱。

    但是，阶级社会则不同于种姓社会，人们对社会流动寄于厚望，而代际冲突的问题则只是局部性的。年轻人若欲脱离父母的社会阶层，不论他是农民，还是上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成员，或是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都必须公开地、有意识地放弃父辈及祖辈昭喻的前辈偶像，觅求新的行为规范。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有些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或农民把到城里去、学习城市生活视之为平常之事，他们可以同时适应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和乡村人的行为方式，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因此，他们从未割断和旧日的生息之地的联系。历经数年的城市生活以后，这位已捞了一宫半职的小官吏便告老还乡，重新吃家乡口味的饭菜，过着和昔日父辈一样的生活，清心寡欲地打发余生。

    但是，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职业和地位的改变需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的气质结构。一般说来，当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新的职业目标以后，孩子们便由于教育而和双亲体系发生了最初的决裂。当然，结果如何则应视情境而定。不过，当这类青年的数目增多以后，他们将互相作为行为的榜样，拒绝接受新环境中成人的行为模式，把教师和管理者看作是诱其上当的敌对势力而予以抵抗。但如果参与变革的新人（学生或士兵）人数太少的话，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仍然是年轻人效仿的楷模。有时，一位感到孤寂的少男少女也可能依附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予他帮助、指导他踏上成人之路的教师。

    这种对一位成年教师的过于多情的依恋，虽然能使这位年轻人受益匪浅，但也可能使他疏远自己的同龄伙伴。这不仅使他无法接近自己新结的伙伴，而且也使他丧失了适应自己的阶层和年龄组的文化行为。他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却又不能回到原先的地位。相反，那些全副身心地投入学校或学院的新生活之中，能够和同龄的伙伴们和睦相处的年轻人，当他们回家短期休假时，也能够把这种和睦的气氛带给家人。一个性情孤僻、固着于成人的学生回到家里可能和伙伴们合不来；但是，多数自我发展较好的学生将为自己年幼的弟妹所仿效——他们认为向哥哥姐姐们学习是“天经地义”的。

    在军队、学校或修道院中，无论外来者进入了哪一年龄阶层（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往昔经验），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变化；一般来说，整个年龄组都和他们的上级、老师以及师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新来乍到者往往会带来一些与原来的成员们所期望与赞许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行为。他们可能会通过介绍新的观点、引进新的术梧，来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并使自己成为原有成员的行为楷模。无论怎样，这种以同伴为楷模的并喻行为，不仅能知晓往昔，而且能洞悉未来。因此，年轻人的行为都受制于自己所属的小群体，群体行为虽然和他们孩提时代通过前喻方式所接受的经验不相吻合，但由于其十分浅俗，故易于为年轻人所接受。年轻人为了割断自己和父母双亲、本地群体的维系，离开家庭，已日渐成为他们将来就业所必经的标准化的准备程序，而这种和长辈的脱离也逐渐成为一制度化行为。在英文寄宿学校中寄读的孩子发现，即使父亲有完全与自己相同的经验，他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在学校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即使有完全一致的经验，也同样会造成父子之间的代际隔阂。

    青年学生特别强调与他们的年龄相符的行为特征。但是这种相符行为却可以由下述两种文化形态分别酿就——一种是许多代以来都以同辈的并喻行为为榜样的文化，比如，那种使年龄分层制度化的社会：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年轻人都感到父母的经验和他们全然不同，因此父母的行为不再是他们效仿的榜样，他们必须依靠一切外来的微妙暗示为自己获得新的群体成员感。

    在最简单的并喻型社会中，没有祖辈存在。年轻的成人从一地迁往他处，将父母留在家乡：他们甚至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社会流动频繁的社会中，祖父母一辈的人几乎为人所遗忘，人们不论老少都常常迁居；而在那高度工业化的都市社会中，不论富裕还是贫困的家庭都将老人单独安置在特定的住宅区里。

    在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祖辈的存在，人们就比较容易获得新的科学技术和行为方式，因为祖父母一辈的人总是过多地沉溺于过去，他们向孩子们灌输以往的经验，并且若隐若现地强化着古老文化的种种不可言传的价值。因此，没有祖辈的存在通常也意味着该社区没有闭关自守的狭隘的种族观念。反之，如果迁居他国的移民群体中存在祖父母一辈人的活，原有的乡村社区内部的那种密切联系，将足以使该移民区保持古老方式的完整。

    当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寻谋生之路，建立与新的生活方式的维系时，堂（表）兄弟间的关系便逐渐淡漠了。这本是得自于祖辈的、维持年轻一代相互接触的一种血缘关系。在美国，如果叔、伯、舅、姨父母在世，且和其侄（甥）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堂（表）兄弟姐妹间也会彼此往来。但当上一辈人谢世之后，堂（表）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日趋淡薄。

    由于祖父母一辈的人溘然长逝，不仅削弱了晚辈和往昔的联系，而且使他们对未来的体验整整提前了一代。前喻文化的基本标志消失了。过去，一旦要由活着的人们来体现，便变得扑朔迷离，而在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中，遗忘点什么，或篡改点什么更是常有的事。

    仅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实际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这一情境中，大多数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那些远离自己的父老乡亲、迁居他国的移民者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生活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群体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适应迁居国的生活方式。当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学习新的语言和技术，并相互强化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时，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便作为移民为这个兼容并蓄的社会所接受，井同化于该文化之中。

    在大型组织中，必须有所变动，而且是十分迅速的变动，退休就是为了适应机构灵活性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动。那些资深的官吏和年长的职员们，他们对往昔的回忆，他们与各自下属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日益强化着那些过时了的繁文褥节，因而他们从各自职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辈的人从家庭范围内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辈们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权的地方，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他们忠实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正是这样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长几岁的同伴为行为标准的并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几内亚阿德米洛底群岛的马奴人村庄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里的年轻人作为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外出做工，等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岁月流逝，亚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镇。现在，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前去做工。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仅仅为了做劳工或兜售他们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为了外出旅游观光。在国外，他们开始不安地发现，在遥远的家乡的小社会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着孩提时代的前喻经验的长辈和同伴们传授着生活经验。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做，他们为自己和学校的孩子们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他们深信，孩子们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今后将会过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适应改变，但却没有人会失去文化上的连续感。

    马班，是亚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长者，一次大战以前也曾外出做过童工。至今为止，他仍然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称行家里手，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肯定他说，当他这一代的人谢世之后，过去的一切也将随之消灭。

    汤米，30年前是村里的政治领袖，有着非凡的经历。他也曾外出工作过，但不是去农场做童工，而是在有着一半萨摩亚血统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书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帮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种由旧的德国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形态。以汤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使他远离家乡，在外面结婚、生活。但是，他却回到了塔布南，并掌握了那里的政治大权。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和教会学校，但却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仅能够流利他说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凭着特有的经验，能够轻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1938年，当我们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调查时，曾由他担任我们的主要行政人员。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们的调查队中接任了汤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们调查队中年纪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他担任了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