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动的总的定向
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可以开展传统的活动和追求习惯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运用我们的创造性想象（但要受理性和实验的约束）来开始新的行动方式，我们除非在事物的自然秩序的范围内对人类的作用作出新的估计，否则，我们非常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抉择，我们不打算讨论它们中哪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我想做的事是概述那些能把我们引向新秩序的思想，在这种新秩序中，人类并不是自私地利用自然，而是为了大家关心的利益让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说，当思想被人所掌握时，它就会变为一种物质力量。他说得对——如果没有被人们所信奉的思想，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在社会活动的大范围内人们追求的有目的的目标。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观念：即不是单单围绕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进行活动，而是还要考虑人类怎样适应作为一个全球系统的新环境。我们正在对付严峻的现实；而且这不再是哪一个孤立团体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事，这个共同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我们要设法采取大规模行动以保证我们的集体——从而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存，那么以上的分析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社会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些理论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理论能够支配社会决策圈的心灵。说到底，是一些关于世界的模式——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明显地或隐含地，在指导社会变化的过程，尤其当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型式瓦解的时候。所以，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是要提出有说服力的，能被人们接受的理想，并通过它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来指导人们进行基本方针的决策。
社会理想的重要性决不能低估。社会理想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它们能够在人们面临困境时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它们能够荡涤世代相袭的陈规陋习；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越南冲突中，它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力；苏维埃共和国早期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胜利，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威力。没有社会理想的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我们为什么战斗”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和可以接受的答案。
我们必须战斗。但我们不是互相战斗，而是为我们大家战斗。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靠毅力和勇气。战斗不是为了民族的胜利，即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胜利，而是为了我们称之为人类的生物物种和与之相关的优良传统与成就的继续存在。这不是一种反对谁的战斗，而是为了谁的战斗。它可能非常容易失败，就像同一个敌人所进行的任何战斗一样。而这里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毁灭，即使最好的结局，它也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并由我们对之只能感到不寒而栗的其他的存在形式所取代。这也许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蚂蚁－社会将统治整个地球，或者只剩下互不协调的、无目的的和接近于混沌态的**在生存。胜利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文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且作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源泉为我们大家所利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非共生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挑战，追求整齐划一，甚至依靠把功能不佳的机构凝聚成官僚主义的僵硬板块来维持本身的存在；另一种是互相依存的世界社会系统，这种系统把新的环境状况反映到它灵活的组织机构中，并通过建设性的再组织来应付变化。
如果要想打赢这场战斗，我们就需要一种行动定向。它必须既能起指导作用又能起激励作用，它必须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我们对它做什么；并且还要告诉我们哪些值得做。我认为这种社会基本价值可以由尊崇自然系统的理想来定下基调。下面我就把这句话的意思作一个概述。
“对自然系统的尊崇”
人类最早对系统的猜测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球体，并认为人的责任就是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使自己适应它。在基督教神学强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潮兴起之前，毕达哥达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一直统治着西方的自然哲学。在东方，哲学和宗教融合进了对自然的赞赏，把自然看成是“自在的实相”（在中国的竹简和日本的吉生［音译］上就是这么说的）；认为自然是“为其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在西方，从基督教生长出了为人类幸福和为上帝的光荣而勤奋工作的清教伦理观，认为这是为人类的目标而利用自然的前提。同一时期，出现了以牛顿的机械世界观为典型的科学和科学的态度，它们认为知识最明确的目的是实用。培根企图通过发现孕育于自然界中的“最佳使用秘密”来克服和消除人类的痛苦。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从过去对它的尊崇转变到了对它的开发上。然而，东方人还继续尊崇它，最起码说直到今天；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则主要从利用它的角度去考察它。我们的理论家已经对之提出了一系列辩护理由，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野性的和沉默的；而人则是理性的、正义的和友善的。米尔说，“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都认为自然界的毁坏力量，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会引起善的结果，这正好刺激了人这种理性生物的兴起并与这种毁坏力量作斗争”。他接着说，“人类的所有活动在于改变，而所有的有益活动在于改善自然界的自发过程”。人类必须为使自然界同他自己的“高标准的正义和善”相一致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多么狂妄自大！多么不可一世！（What folie de
grandeur！）我们企图强迫自然界同我们本身的“正义和善的标准”相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从而也妨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但直到今天却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错误。而从刮己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利用自然界，已经改变了这些构成了我们实际生存的先决条件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影响甚广的不良后果。这些关系的进化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且它们只能在平衡中进化，任何的不平衡，不是被调整，就是走向瓦解。如果目前在自然界存在组织性，那么它就不可能不这样进化出来，因为构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我们的环境的那些实体，在热力学上是不可及的，是难以置信地相互适应的，同时又具有精巧脆弱的属性。
因而，自然“规范”——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对微观层次体系的适用，——不是任何个别系统本身的存在或死亡，出现或消失。自然规范总是提供已有的系统相互关联的一套关系。自然界构建的是“角色结构”（role-structures）（博尔丁语），而不是个别的个体。个别的东西在与之有关的结构中丧失了它的意义。规范最终是由最高的上层系统给定的，那等级体系也是这样、数百万年来，通过一步步进化而达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就是这个等级体系，而不是任何个别的个体或物种。我认为，这是一门课程，要从我们这个时代里逐渐出现的新知识中学习的一门课程。而且，如果人类这位小学生要想活着毕业的话，他必须赶紧学习这门课程。
关于这个假设的证据，我们这里可以从两个基本主题对它进行再论述。（1）关于个体隶属于同物种内的社会集体的证据，以及（2）关于社会集体隶属于物种间的生态层次体系的证据。
在（1）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来论述：作为进化发展的一种伴随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对集体的依赖性，孤立的个体在愈来愈社会化的共同体中逐渐隐没了，尽管有例外；但在具有神经系统的、能够进化到足以互通信息程度的物种当中，它还是少见的；正像马瑟指出的那样，完整的社会组织通常在脊椎动物群内表现出来，而在比它更原始的动物群内则没有这种表现。这种动物群内的组织可能是为了获得食物，共同防御外敌，保卫共同领地，也可能是为了建造栖息地。合作组织的形式有许多种（共生，双亲照料，等等），它们对个体施加一定的控制，同时也给予个体以一定的利益。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变得依赖于其他成员了，因此它不可能把无缘无故地去损伤其他成员作为它自身的目标来追求。有时个体甚至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献身——如幼狮要等到它们的长辈吃饱后才得以进食；某些昆虫，当它们的社会和再生功能完成以后，就会悄然死去。
证据（2）包括各种循环过程（像碳和氮的循环），这种循环把土壤和空气中原子的和分子的结合物纳入在植物体和动物体中起作用的生物化学加工过程；而且，在这些循环中，某些形式的能量能够被生物圈内所有系统利用。西尔斯认为，自然界整体可以被认为是“自我修复的，建构的过程”，它代表了“近似于开放的稳态”的某种类型的平衡状态。（图14）
当它们把约束强加于动物的行为时，遏止和平衡——它们维持生态等级体系的均衡——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传统上认为，基本的内驱力和动机是自我主义的，即便同时把社会团体或物种的最大利益作为它们的目标。但最近有证据表明：有些约束以紧压感的形式建立在个体有机体的实在的体质中和躯体化学性质的微小变化中，从而防止了它们扰乱它们所在的上层系统的平衡。这是一种同生态系统内能量和信息的分配相一致的“群体调节”（“population
regulation”）现象，并且有些物种具有这种现象的非常高级而且强有力的形式：旅鼠、雪鞋兔和某些种类的地鼠是最好的例子。其他物种（像老鼠）仅当它们的后代超过了正常的群体密度时才会流产，或禁止性行为，或出现过分激动和紧张的状态。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个体和物种并不完全独立地追求它们哪怕是再生的基本目标，相反，它们在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限制在整个自然的生态平衡约束内。
约束的存在是自然系统中适应的先决条件，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度，并且使得它的行为同包含它的上层系统相一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