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理由，一般就综合哲学而言

    这项研究的持久主题是分析哲学向综合哲学回归的时机和必然性。分析的重要使命——抛弃不加证实和无法证实的推测——已经完成，坚持这种分析方法今天只能产生教条式的自我分析：在推究哲理中，逻辑越来越多而实质越来越少。正如任何其它非公理领域一样，哲学需要新鲜的经验信息的不断输入。但是，总的说来，当代哲学的输入渠道已被切断。那些过去存在的信息大多是在存在范围之外被分析的，而且只有少数新的信息被允许发展。从哲学之外的领域所获得的信息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应当加以净化和分析，以明其意。然而，对于这种信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逻辑分析。坚持逻辑分析只能导致一种荒谬的情形：哲学范围之外的探究往往比哲学更富有哲学味！一朵玫瑰被叫做任何其它的名字仍然是一朵玫瑰；哲学探究被冠之以科学（或任何其他的）名义也仍然是哲学探究。由于哲学家担心他们自己被分析出哲学的范围，因此必定会造成向综合的回归：（这种综合）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对来源于哲学范围之外的信息的一种重要处理；综合能够把各种类型的非哲学研究材料结合起来，为真正的哲学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开辟新的途径。

    当然，这种努力不是真正“安全”的。分析某个术语的意义，或者，更进一步，分析某位具有当代声望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某个术语的意义的分析，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努力。这对英语世界里成千上万初露头角的哲学家是有利的。这使他们都有事可做，并使专业哲学的轮子转动起来。不幸的是，供这些哲学轮子磨碾的实质内容却越来越少了。对于被认为其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和实在的哲学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跳出哲学探究的流行模式，并且帮助综合的（尚待仔细地推理）哲学复活，这才是大有裨益，即使这是一种比较冒险的做法。

    （i）外在的理由

    我将为综合的和博采众长的哲学提供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理由。首先考虑一些外在的理由。

    分析要求专门化和相应地从哲学阵营分裂出来的不同流派的专家。在其他一些同类学科中也有类似的专门化过程。结果是，知识的田野被犁成条条块块，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领域，“各自耕耘自己的园地”。对于在研究者自己设置的界限之内探索深层现象来说，这也许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但是，不幸的是，自然现象并不是支离破碎的，研究的结果是重叠和交叉的。耕耘一小片土地，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另一片土地发生作用。世界并不是适合于彼此和睦为邻但各自独立的园丁们进行耕作的一系列花园。它很像是一个系统或者网络，在这个系统或网络中对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必须假定熟悉所有其它方面知识。而且纵然在无法指定界限的领域内这个假定的含义减轻了，但基于有限知识的干涉效应却超越了它，并且包括了更加广阔的界限。这对于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如此。例如，研究杀虫剂对于生物的影响，对于理论的应用目的（获得有关合成物和有机反应间的化学系合力方面的更多知识）而言，这就足够了。但是，利用信息以消灭某种昆虫，其影响甚至远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更不用说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邻近学科——生态学了。假如知识需要积累，假如它要被用来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就必须抛弃那种七拼八凑的方法。我们仿佛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除非有学识的“通才们”把发展关联模式的系统理论作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否则我们的短期计划和有限的控制能力将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灭亡。正如维纳告诫我们的，当代技术好比那具有魔力的猴掌，它能满足其拥有者的所有**，但同时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因为猴掌拥有者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也许能获得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可以满足眼前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我们也许会使另外一些要求落空，并且还会搅乱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我们可能处在对我们自己失去控制的边缘。求助于谁才能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当代的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满足于分析这个问题的概念和语言学问题及其假定。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科学家、有关的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都在建设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然而，这些难道不是值得哲学家们尽最大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吗？

    在知识领域里的综合方法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工作要做，它必须帮助我们去克服那些被称为“存在空虚”（“existential

    vacuum”）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由于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被迫进行精神治疗。他们抱怨一种内在的精神空虚，具有一种完全和终极的无意义感。人不能像动物一样，受其本能的支配，人也不可能从执行遗传程序的行为模式中感到满足。早期，人类是受综合思想方式指导的，这种思想方式部分地建立在信仰和想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早期的伟大神话和我们直接继承下来的宗教已经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据“理论家们”说，它们会被那些以行动为导向的思想意识所取代，诸如提出一种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的总的世界观的纳粹主义和**。然而，纳粹主义是一种社会道德水平的堕落，必须被扑灭。而**仅仅在其领袖们所要求的革命充分发动起来时才会表现出力量，从而赋予存在以意义。因此，“存在空虚”笼罩了世界上除积极造反和好战的国家之外的一切国家。毛主义者不抱怨有空虚感；以色列人也不抱怨，他们同样必须战斗，而且有完全明确的生存理由。但是，世界上所谓的“进步”社会——在那里，生存斗争和社会改造斗争屈从于技术上的影响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福利——却不能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存理由。结果，出现了紧张和压力，它们以暴力、无政府主义和政治迫害等这类现象来表现它们自己，它们的矛头多半是指向想象中的替罪羊（“资本家”或“共党分子”或只是“行政管理者”）；紧张和压力还产生了对传统宗教（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和东方宗教及神秘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强烈兴趣。一位美国观察家最近谈到“精神爆炸”（“spiritual

    explosion”）和“寻求关于人生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答案”，并且认为这种现象现在极度地加剧了。“书店里塞满了各种东方宗教教科书、占星术研究、再生术、意识状态之类的书籍。来自各地的学生正在要求开设佛教、印度教和神秘教方面的课程……怀有各种信仰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牧师正在和年青一代一起进行这种狂热的追求。”

    要求“整体地看待事物”和把世界看作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领域或连续系统，其本身是对因为过分的分类研究和零碎的分析所造成的意义丧失的一种健康的巨应，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虽然能够分别详述“事实”，但却与人类关心的事物无关。19世纪，存在空虚是被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态度激发起来的。今天，正加弗兰克尔指出的，虚无主义已不再时兴。但是，它在还原主义——专门化的典型标记——的伪装下再现了。“……我认为，还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面具。当代虚无主义不再挥舞“什么都不存在”的旗帜，今天它伪装成‘什么都不存在，但……’”（nothing－but－ness．）。弗兰克尔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现象还原为各种无意识的冲动和挑衅，而这些又进一步还原为各种生理机制。然而，还原主义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流行现象：它对观察到的或推理出来的过程不断地追溯到其最小单元，并用因果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这种作法尽管对获得孤立事件的详尽知识起重要作用，但对可能对理解特定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较大的相互关联却不加考虑。它造成了专门化和与其相伴随的种种特征：专门的语言、方法、观念以及注意焦点等等。总之，还原主义造成范围有限的理论的多样性，其中每一样只适用于高度专门化事件的一个很小范围，而对其余范围则无所适从了。（如果专家偏要用他的特殊理论去解释超出他的见识范围的事情，他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万事通”。这是一种给什么都懂的专家的称号。）因此说，高度专门化的点滴知识的堆积不能给予更为大块的经验以意义，并且对填补当前的存在空虚也毫无用处。专门化的科学与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然而，人生意义这个问题是不能撒手不管的，可专家们却往往是这样做的；一些可靠的迹象表明，在人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寻求意义的意志”，它被当作人的最基本的动力之一，而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现代神经官能症则是由于这方面的挫折造成的。

    今天人们需要把新的可靠的经验信息引进哲学；需要克服在知识的应用中使用拼凑的方法，不要把这种方法作为一种保卫自己的手段并以此来防备因为对自然系统的相互关联无知所造成的灾难；需要具备洞察这个世界上一般的存在模式的能力，并以此为工具解释现世人生的残酷事实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要求具有理性的系统思想方法的复兴，这种思想方法在整个过分强调细节研究和专门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名誉扫地。

    这里并不轻视对可信赖的科学经过仔细界定的专门化探究的贡献。根据马斯洛的说法，这可以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原子论”的，一种是“整体论”的。只有整体论才是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标志。坚持原子论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轻度的精神性神经病形式。在当代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这是一种经常的防御性反应——当他们的理论回答不了问题时，这是最无可非议的拒绝方式。然而，在我们之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睿智者，他们承担着那些无疑是无利可图的工作，即试图洞察那隐约地把各种专业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大网，并在我们今天只能看到混乱的地方实现某种聚变。

    我现在已就综合哲学的一些外在的理由作了一些简单辩解，今后我将不再强调它。我将请读者考虑，对于靠分析方法喂养大的贫困的哲学，这是否一种必要的纠正；并且考虑这种纠正是否能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同伴找到走出日渐复杂和黑暗的迷宫的道路而奔向21世纪。但是，我也要请他们在为此而决定拿出他们无疑是最宝贵的时间以其自身的标准衡量它，并以自身的价值评价它。所以，我现在主张，综合哲学与有限范围内的专门化探究是同样好的（且不管它在外在的方面是否更好一些），这不是以综合哲学能为哲学或人文学科做些什么为根据，而是考虑到：专门化探究并不比一般化研究有更好的理由。

    （ii）内在的理由

    经验世界的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定”：

    （1）世界是存在的；和

    （2）世界具有——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秩序（向理性探究开放）。

    正如大多数（不是全部）经验哲学家那样，所有的经验科学家也都以此为前提。那些不这样做的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证明它们是一些基于明显的经验事实的原则，或者证明它们是意识和知识的必要先决条件（例如，笛卡儿的沉思［cogito］，康德的先验［a

    priori］和胡塞尔的必要真理［apodeicticity］）。但是，一种将会明确地和一致地从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导出这些原则的理论还有待形成。眼下，我们必须把它们当做是一些假定，这些假定建立在经验世界的所有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我很可能使我的固执的康德主义、笛卡儿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读者们失望，但事情也只好如此了。）由笛卡儿和康德引进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变”给一些哲学家增添了有效的制止物，使他们无法对经验世界的定律和原则进行系统的思考。但是，只要那个世界的存在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