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太忙了，太汲汲于为他们的权力寻求另外的基础，因而无暇对诗人学者们多所关注。优里乌斯二世发现诗人们在赞颂他，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诗歌主题（见本书第一篇第十章），但他似乎并没有对他们多加关注。继任他的是列奥十世，“象努玛继任罗慕路斯一样”，换句话说，在前任教皇的战争动乱之后，人们希望有一个献身于文化事业的新教皇。列奥用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间来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音调铿锵的诗歌，而无疑地由于他的奖励，拉丁诗人们才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列奥时代的欢快的、精神焕发的生动图景。乔维优斯所写的传记中的无数讽刺诗、挽歌、颂歌和讲演词里就充满了这种精神。列奥十世如果和他一生的少数动人事迹比较起来，他所受到的崇敬歌颂之多大概是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那些诗人接近他主要是在午间，当乐师们已经停止奏乐的时候，但一个最好的诗人曾经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当他在花园里散步或者退居到他的私室时也去追逐他，如果在那里找不到他，他们就试图以一篇乞求的颂歌或哀歌来赢得他的奖励，这种作品里边照例要叙述到奥林帕斯山峰上的全部诸神。因为列奥在用钱上是挥霍的，并且不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愁眉苦脸，所以他在馈赠上显出慷慨大方；在以后经济困难的日子里这种情形被过分地夸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于大学的改组（见本书第220页）。为了不低估列奥对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严防被混杂在其中的滑稽文章引入迷途，同时也不要为他有时用来对待这些事情的表面的嘲调所欺骗（见本书第165页）。我们的判断必须以“激励”这个字义所包括的无数的精神事业的可能性为依据，这虽然不能作为整体来加以衡量，但在仔细研究之下，仍然可以在特殊的情形下实地觉察出来。自1520年以来，无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有什么影响，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列奥所给的鼓励。只有这位教皇能够在批准印行新发现的塔西佗的著作时，有资格说：伟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和在不幸中的慰藉，帮助有学问的人和获得最好的书籍是他的最高目的之一；他现在感谢上帝使他能够促成这部书的出版以造福人类。
1527年罗马遭劫掠，使学者和艺术家们同样地流离四方，并把已故的伟大的梅森那斯的荣誉传播到意大利的最远的边境。
在十五世纪的世俗君主当中，没有一个人象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那样对古代文化表现了如此的热情（参阅本书第51页）。看来他的热情完全不是伪装的，从他来到意大利的时候起，古代世界的纪念物和著作就给了他一个深刻有力的印象，足以改变其生活。可能他是受了他的先人罗伯特（佩脱拉克的伟大保护人）的榜样的影响，希望和罗伯特相匹敌或者超过他。他异常爽快地把难以统治的阿拉贡让给了他的兄弟，而自己专心致志于他的新领地。先后或者同时为他服务的有特列比松的乔治、小克里索洛拉、洛伦佐·瓦拉、巴尔托洛缨·法奇奥和安托尼奥·帕诺尔密达，其中最后两人是他的史官；帕诺尔密达每天对这个国王和他的廷臣讲授李维的著作，甚至在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停止过。这些人每年要耗费他二万个金币。他为了帕诺尔密达的著作给了他一千金币。法奇奥写一部《阿尔方索传》，除每年收入五百个金币外，在完成时还得到了一笔一千五百个金币的奖金；同时还对他说：“这不是给你的报酬，即使我把我的最美丽的城市给你也不足以作为你的作品的报酬；但我希望有一天能使你满意。”当他以最优越的条件任命吉安诺佐·曼内蒂为他的秘书时，他对他说：“我将和你分享我的最后一块面包皮。”当吉安诺佐最初带来佛罗伦萨政府对于费兰特王子结婚的祝贺时，给人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至于这位国王坐在宝座上“象一尊铜像般地一动不动，甚而忘记赶走在致词开始时就落在他鼻头上的一只苍蝇”。在重建他的宫廷时，他是以维特鲁维乌斯的著作为指南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古代经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没有读书他就认为这一天是虚度了；当他读书时，他不容许有任何打搅，甚至音乐亦然；他轻视当时一切既非学者也非学术的保护人的那些君主。他喜欢常去的地方似乎是那不勒斯宫城里边的图书馆，如果图书馆员不在，他就自己开馆，坐在那儿的一扇窗前眺望下边的海湾并听取关于三位一体的学术辩论。因为他是笃信宗教的，所以他命人象读李维和塞尼加的作品一样为他读圣经，一直到读了十四遍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时为止。对于那些愿意做修女的人，他资助她们使他们能够入修道院；他是一个信教虔诚常去教堂的人，并且十分注意倾听神父们的讲道。谁能完全了解他用来尊敬在帕多瓦的假的李维遗体的那种感情呢？当时，他靠着恳切的请求从威尼斯人那里得到那付骨架的一块臂骨，并以隆重的仪式在那不勒斯接受它，那时在他的心里，基督教和异教的感情会是怎样奇怪地揉合到一起啊！在一次出征阿布鲁齐期间，当人们把远处的苏尔莫纳即奥维德的出生地，指给他看时，他对向苏尔莫纳致敬礼并对其守护神致谢。他为了能实现这个伟大诗人关于他将获得荣誉的预言而感到高兴。在他乘胜进入那不勒斯的有名的入城式上（1443年），他自己确曾一度选择以古代的方式出现在世界的面前。离市场不远，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四十埃尔宽的豁口，他象一个罗马的胜利者一样地坐在镀金的战车上通过这个豁口驶入城内。为了纪念这个场面，在新城堡建立了一个壮丽的大理石凯旋门。他的那不勒斯的继承者（见本书第52页）对于这种向往古代文化的热情的继承就象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一样地少。
阿尔方索在学术上被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那个伟大教师维多利诺·达·费尔特雷的高足——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周围只有少数廷臣，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铺张浪费，而在运用古代文化上也象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是慎重从事的。大多数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和一些最好的注释本以及其他这一类的著作，都是为他和尼古拉五世而作的。他在侍从他左右的文学之士身上花了不少的钱，但却花得很有意义。在乌尔比诺找不出公认的诗人来，在整个宫廷中，大公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实在说来，古典文化只是构成了他的教养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才学的君主、统帅和绅士，他已经掌握了当时的大部分学问并且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作为一个神学家，他能够把斯科塔斯和阿奎那作比较，并熟悉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教父著作，前者是通过拉丁文的译本熟悉的。在哲学上。他似乎是把柏拉图完全留给了他的同时代的柯西莫，但他不仅完全懂得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且也懂得他的《物理学》和其他一些著作。其余他所读的书主要是他拥有的一切古代历史家的著作；这些是“他经常自己读和让别人念给他听”的那些书，而不是那些诗人的作品。
斯福查家族也或多或少地是有学问的人和文学的保护者；我们已经顺便地提到过他们（本书第54再以下）。即使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弗兰切斯科大公大概也会把人文主义的文化看作是他的子女教育中的一件当然的事情。如果这位君主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交游，那普遍认为是一个有利的条件。鲁德维科·摩尔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拉丁学者，他在学术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远远地超过了古典文化的范围（见本书第58页以下）。
就是那些小暴君们也在追求同样的荣誉，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在宫廷里维持一批学者只是为了传播他们自己的声誉，那是不公平的。一个象费拉拉的博尔索那样的君主（见本书第70页），尽管好虚荣，似乎也决不是想从诗人们身上得到他的不朽，虽然他们都那样急切地想用《博尔索德》等类著作来取悦于他。他很明白他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高贵地位，而不屑于接受这些。但是和有学问的人交游，对于古代研究感到兴趣和热爱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对于那个时代的君主是必要的。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非常能干的阿尔方索大公，曾经因为他的青年时期的身体软弱，而不得不只从体力活动中寻求消遣，他为此该有多么大的遗憾哪！或者这纯粹是他和人文主义保持一定距离的借口，象他那样的性格，即使他的同时代人也是难以理解的。
即使最不足道的罗马尼阿的暴君们也认为没有一两个文学之士在他们旁边就不好办事。教师和秘书往往是同一个人，他有时也实际兼任宫廷执事。我们往往把这些宫廷的规模之小当作一个理由，而以一种断然的轻蔑态度草草提到一下，忘记了最高尚的精神事业并不恰好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
在豪放不羁的异教佣兵队长，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统治之下，里米尼宫廷的生活和作风必然是另有一番景象的。他周围有很多学者，其中有几个受到他的优厚待遇，甚至赠给他们以庄园，而另外一些人起码和他的军队里的将校们过着同样的生活。在他的城堡——“西斯蒙底亚城寨”里边，他们经常在这位他们称之为“国王”的人面前举行往往是恶毒的辩论。他们用他们的拉丁文诗篇歌颂他，并赞扬他和美丽的伊索妲的桃色事件，为了尊敬和纪念她而在里米尼进行了圣弗兰切斯科教堂的著名的重建——称之为“圣妇伊索妲教堂”。人文主义者自己死了的时候，他们就被放在用来装饰教堂外墙的壁龛的石棺里边或下边，上边刻上字迹表明他们是在潘多福的儿子西吉斯蒙多的统治时期被安葬在这里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象这样一个残忍的君主竟然能够感到学术和同有教养的人们交往是生活中的必需；可是把他开除出教，同他作战，并焚烧他的模拟像的那个教皇庇护二世却说：“西吉斯蒙多懂得历史，还有不少的哲学知识；他好象是生而能有所作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