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

    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而一个人的家庭或出身如何是无关重要的。1427到1465年间，四位充任佛罗伦萨有名的秘书官中，有三个人是属于阿利佐这个附庸城市的；他们的名字是利奥那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比尼）和本尼德多·阿科尔蒂；波吉奥是泰拉·努瓦人，也在佛罗伦萨的领土以内。的确，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许多最高级官员在原则上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利奥那多、波吉奥和吉安诺佐、曼内蒂曾经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私人秘书，而卡洛·阿雷提诺也会担任过这个职务。弗尔利的布朗德斯，乃至洛伦佐·瓦拉（虽经种种曲折）最后也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越来越多地不断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十五世纪最后几个教皇的任期内也仍是这种情况，虽然他们并不大重视文学。在普拉提那的《教皇史》中，保罗二世的传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作的一篇引人入胜的对教皇有所报复的文章，因为这位教皇不懂得怎样对待他的秘书厅——那个“给与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说家的集团”。当某些席次之争发生时，例如，当“御前会议的辩护人”要求和秘书官们具有平等或高于他们的地位时，看看这些高傲而富有的缙绅先生们（他们和教皇本人同样地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掠夺外国人）的愤怒是有趣的事情。得到过“天上秘密”启示的使徒约翰、曾经被穆修斯·塞伏拉误认为国王的波尔森那的秘书、给奥古斯都做过私人秘书的玛森那斯、在德意志被称为秘书官的大主教们都依次地被提到，来证明他们的地位。“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

    并不是所有的秘书厅都能写出同样优美的文章来。用最不纯正的拉丁文写出来的拙劣的官样文章是常见的事。在柯利奥所保存的米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这种文章和少数君主家族的成员所写出来的信件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信件一定也是在最紧要的时刻写出来的。它们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除了这些官员，各种私人学者自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书信。写信的目的很少象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采用这种书信形式的佩脱拉克恢复了旧日尺牍体的形式，用古典的“汝”来代替中世纪拉丁文中的“你”。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炼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

    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十五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大量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象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的和十六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

    和这些书信一起，在十六世纪中出现了意大利文书信的古典文体，它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仍是本波。它的形式完全是近代的，并且有意识地不受拉丁文的影响，而它的精神则完全渗透和弥漫着古代的理想。这些书信，虽然一部分是属于机密性质的，但大多数都在写作时抱着将来可能发表的想法，并且始终认为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体是会有发表价值的。在1530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印本的书信集，它们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或者是单人作家的作品；以写拉丁文通信声誉卓著的本波，在用本国语言写作的书信上也获得了同样高的地位。

    但是，在一个人民以“倾听”为生活中主要享受之一，而每一个想象力都充满了对于古罗马元老院和它的伟大演说家的回忆的时代，演讲家比书信作家占有更光辉得多的地位。雄辩术摆脱了它在中世纪期间向之取得庇护的教会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成了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装饰品。现时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讲演；而巴尔托洛缪·法奇奥还抱怨说，他那个时代的演说家和古代的比起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古代演说家可以做三种讲演，而他那个时代却只剩下一种，因为法庭上的讲演已经让给了法律家，而在政府会议上的演说又必须使用意大利语言。

    演讲者的社会地位完全是无关重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诣深湛的人文主义的才能。在费拉拉的博尔索宫廷上，大公的医生，耶罗莫·达·卡斯特洛被选在弗里德利希三世和教皇庇护二世访问的时候致祝词。已婚俗人在任何庆祝或追悼的仪式上，甚至在圣徒的节日上都可以登上教坛。米兰大主教竞召来当时还没有被授圣职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圣阿姆布洛吉乌斯的节日上做公开说教，这件事使巴塞尔宗教会议的非意大利成员认为是怪事而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还是不顾那些神学家们的啧有烦言而容忍了它，并以最大的好奇心听了他的讲话。

    我们可以暂且看一下那些最常见的和最重要的公开讲演的场合。

    首先，那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的使节们并不是平白地就得到了演讲家的称号的。无论他通过秘密交涉完成什么事情，那个使节从来也不会错过在极其隆重仪式和典礼上公开出现，并发表公开讲演。虽然使节很多，照例总是由一个人代表全体讲话；但对于庇护二世，因为他是一个鉴赏家，人人都愿意在他面前发言，所以他就被迫坐在那里听整个代表团，一个挨着一个地发表演说。有演讲天才的学问渊博的君主们自己喜欢用拉丁或意大利语言讲演。斯福查家族的子女们都受过这种训练。加利佐·马利亚还是个孩子时，于1455年在威尼斯的大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流利的讲演，他的妹妹伊波丽塔在曼图亚的宗教会议上用一篇优美的演辞向教皇庇护二世致敬。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

    人们通常也在公开的庆典上用讲演来欢迎君主们，这些讲演有时长达数小时。自然，这只能在这个君主被认为是或者希望被认为是一个辩才的爱好者，而且有一个有辩才的演说家在场的时候才能举行，不管这个演说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官员、教士、医生或宫廷学者。

    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抓住每一个政治机会来做讲演，而文化人群集来听讲的人数多少则以讲演者的名望大小为定。在国家官吏的每年更动，甚至在新主教的圣职授任典礼上，也必有一个人文主义者出场并且有时以他的六音步诗和莎弗式的诗句来向他的听众讲话。一个新任命的政府官员本人也往往必须做一篇多少与他的本部门有关，例如论司法的讲演；如果他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那算是他的幸运。在佛罗伦萨，甚至佣兵队长们，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或受过什么教育，也必须来做一篇讲演以适应群众的要求，并在接受他们的职务的任命时，由最有学识的秘书官，在群集的民众面前向他做一番大声疾呼的讲演。大约在市政厅左前面的兰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