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些大多数是佛罗伦萨人的市民们，他们把研究古典文化当作他们毕生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或者本身是有名的学者，或者是支持那些学者的著名文学艺术爱好者（参照本书第三篇第三章）。他们在十五世纪初的过渡时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他们身上人文主义首先实地表明了它自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在这以后，那些教皇们和君主们才开始认真地对待它。
我们已不止一次提到尼科洛·尼科利和吉安诺佐·曼内蒂。关于尼科利，维斯帕西雅诺曾经对我们描写过，说他是一个不能容忍他周围有任何东西与他自己的古典精神不谐调的人。他的修长玉立的美秀风姿，他的亲切的谈话，他的用古代最高贵的遗物点缀着的房子，都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注意清洁，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铺着纯白的亚麻布，摆着古代的花瓶和水晶的酒杯。他使一个追求享乐的年青佛罗伦萨人对学问发生兴趣的方法是如此地吸引人，使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加以叙述。被埃罗·德·帕齐是一个著名的商人的儿子，他自己也将注定从事干这个行业。他生得漂亮，深深迷恋于世俗享乐，什么都想就是不愿想到文学。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尼科洛把他叫到面前，虽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但这个青年人服从了一个如此受到尊敬的人的召唤。尼科洛问他谁是他的父亲。他回答说“安德里亚·德·帕齐先生”。又问他在从事什么事，彼埃罗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尼科洛对他说：“你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儿子，生得如此漂亮，而对拉丁语言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彼埃罗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有一个老师的话。于是尼科利答应为他设法。他为他找到了一个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名叫庞达诺。彼埃罗把他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每年酬以一百个金币。彼埃罗放弃了前此生活中的一切享乐，日夜攻读，成了一切有学问的人的朋友，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他能背诵全部“艾尼伊德”和李维的许多讲演词，主要是在往返佛罗伦萨和他在特莱比奥的乡间住宅的途中背得的。吉安诺佐·曼内蒂（1393－1459年）在另外一种和更高的意义上表现了古典文化。他幼年早熟，在商业上学徒期满并成为一个银行的簿记员时，还不过是个孩子。但不久他就感到他所过的生活的空虚和易逝，从而开始向往那惟一能够使人名垂不朽的学问。此后，他就象很少的俗人曾经在他以前做过的那样，勤苦攻读，并如我们在前文说过的（见本书第217页）成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当他被政府任命为驻佩夏和皮斯托亚的代理长官和收税官时，他按照他的宗教感情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共同启示给他的崇高理想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成功地征收了佛罗伦萨政府对当地人民所课的最不得人心的捐税，但拒绝接受他自己应得的报酬。作为地方长官，他拒绝一切馈赠，痛恨一切贿赂行为，禁止赌博，充分供应当地的食粮，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和彻底的廉洁无私。他不知疲倦地以和善态度处理诉讼案件，并能实现以德感人化愤激为平静的奇迹。皮斯托亚人爱戴和尊敬他如圣徒，并且从来也没有发现他在两大党派之间有所偏袒。当他任职期满时，两派都派使者到佛罗伦萨去请求延长他的任期。他在公余之暇写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好象是象征大家的共同权利和利益。书成后，装以紫色封面并作为一件神圣的遗物被保存在市政厅里。当他离任时，这个城市送给他一面绣有市徽的锦旗和一顶光彩夺目的银盔。在曼内蒂出使威尼斯、罗马和阿尔方索王廷时，他象在皮斯托亚一样，代表着他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利益，十分注意维护它的荣誉，但却拒绝赐给他个人的荣显。他因讲演和谈判而声誉卓著，并以他的智虑和预见取得了预言家的称号。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内佛罗伦萨市学者们的有关情况，读者最好必须参考维斯帕西雅诺的著作，他对他们都有亲身的了解，因为他写书的语调和气氛，以及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关系和情况甚至比他所记述的事实更为重要。该书的这个主要优点即使在译本中犹不免失掉，更何况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受到局限的简短说明呢。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他却完全熟悉他所写的那个题材，并且深刻意识到它在学术上的意义。
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十五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特别是老柯西莫（死于1464年加“豪华者”洛伦佐（死于1492年），对于佛罗伦萨和他们的一切同时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时，我们将看到这种魅力系于他们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系于他们是时代的文化领袖者多。一个处于柯西莫地位的人——大商人兼党派领袖，还有一切思想家、作家和研究家在其左右，论出身他在佛罗伦萨人中首屈一指，论文化他是意大利人的翘楚——象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已无异于是一个君主了。认识到柏拉图哲学是古代思想界最美丽的花朵，以同样的信念感悟友人并从而在人文主义集团本身的内部促进了另一种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复兴，这种特殊的荣誉是属于柯西莫的。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知道得很详细。它完全依靠博学的约翰·阿吉罗普洛斯的号召和柯西莫本人晚年的个人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伟大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柏拉图主义方面能够自称为柯西莫精神的继承人。在彼埃特罗·美第奇时，费奇诺已经是一个学派的领袖；著名的洛伦佐是彼埃特罗的儿子，柯西莫的孙子，被他从逍遥学派争取了过来。在他最著名的同辈学者中有巴尔托洛缪·瓦洛利、德那多·阿奇亚佐利和比埃尔菲利波·潘多尔菲尼等人。这位满腔热情的教师在其著述的几个段落里宣称：洛伦佐已经深窥柏拉图哲学的一切奥秘，并且说明他确信没有柏拉图就很难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或一个好的公民。围绕在洛伦佐周围的一群著名学者由于这种对于一个更高尚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的热情而团结在一起，并卓然超出一切其他这类集团之上。只有在这样一个团体里边，一个象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样的人才会感到幸福。但关于这个集团，值得大书特书的恐怕是它虽则崇古，却不失为意大利诗歌的神圣庇护者，而一切从以洛伦佐为中心的这个集团所放射出来的光辉中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了。把洛伦佐当作一个政治家来看待，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对他做出评价。关于佛罗伦萨的命运究竟哪些是由于人的罪过，哪些是由于形势所然，一个外国人也很难骤下断语。但没有比下面这个谴责再不公平的了，那就是：在文化领域里，洛伦佐是“平庸之才”的保护者，列奥那多·达·芬奇和数学家卢卡·巴乔洛修士的侨居国外是由于他的过错，托斯卡内拉、维斯普奇等人至少是一直没得到他的支持。的确，他不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但在所有那些努力于保护和奖励精神事业的伟大人物中，肯定地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他这样有多方面兴趣，大概也没有一个人能象他一样地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要求这么做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高声地宣布了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古代文化的价值。但对古代文化如此热诚崇奉，承认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需要，则除了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人而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排除一切怀疑的间接证据。美第奇家族如果不是认为这些学习是世俗研究中最高贵的一项，就不会经常地让它的女儿们参加同样的学习，人们也不会象帕拉·斯特罗齐那样，把放逐看成为一种可喜的隐退；沉湎于各种可以设想的过度放纵中的人们也不会象菲利波·斯特罗齐那样，保留了力量和精神来写关于普林尼的《博物学》的评论文章。我们的任务并非要褒贬谁，而是要在这个时代的一切精力充沛的人物身上来了解时代精神。
除佛罗伦萨外，有很多意大利城市，在那里，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当时的通信中充满了关于这类私人关系的叙述。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感情强烈地并且几乎是专一地倾向于这一方面。
现在可以谈一谈在意大利宫廷中的人文主义了。唯个人才能是赖的暴君与学者之间的自然结合前已言及（见本书第一篇第一章）；后者公然认为君主的宫廷比自由城邦更可取，只是由于他们可以期待从那里得到较高的报酬。有一次，当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似乎将要成为全意大利的主人时，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写信给另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说：“我宁愿意大利在他的统治下而不是在自由城邦的统治下获得和平，因为君主的慷慨能够给每一种卓越的成就以报酬。”这种关系的不足取的一面和它所引起的以金钱为目的的阿谀，近来被强调得有些过分，正象以前人文主义者的歌颂引起了一种对于他们的保护人的过高的评价一样。总之，君主们感到必须站在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前面，认为这对于他们是很大的光荣，虽然这个文化是片面的。某些教皇对于新的学术研究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的大无畏精神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而认为它是真正的（但却是不自觉的）伟大。尼古拉五世对于教会的前途是抱有信心的，因为千千万万有学问的人支持它。庇护二世对于人文主义远没有象尼古拉那样做出光辉的贡献，而时常访问他的宫廷的诗人也为数不多；但和他的前任比起来，他却更是文坛的亲身领导者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来享有这种地位。保罗二世是对其属下的文化表示疑惧的第一人，而他的三个后继者，西克塔斯、英诺森和亚历山大却接受了诗人们的奉献，并容许他们自己被诗人们尽情地歌颂——其中甚至有大多以六音步诗写成的《波几亚诗》——但他们在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