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必须谈到的古代文明对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是以新的学术已经占领了大学园地为前提的。事实固然如此，但它决没有达到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程度，也没有产生我们所料想的那种结果。

    直到十三和十四世纪，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可能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显得富有生气。最初，一般只有三种讲座，即民法，寺院法，和医学；以后才逐渐增加了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这最后一种通常是与占星学合成一个科目的，虽然不总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形下薪金的差别是很大的。有时候也付出一笔大的薪金。随着文化的发展，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洛尼亚有时把它的国库收入（二万金币）的一半用在办大学上。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能不象演员一样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但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的。有时要求教师答应不在其他地方讲授已经在一个地方讲授过的东西。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

    在已经提到过的那些讲座中，修辞学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想要担任的；但他们能否担任法律、医学、哲学或天文学的讲座完全以他们对于古代学术内容的是否熟悉为转移。当时一门学科的内容和教这门学科的教师的生活情况同样都是变化不定的。某些法学家和医学家得到了比众人高得多的最优厚的待遇，前者主要是充任雇佣他们的政府关于诉讼和权利的法律顾问。在帕多瓦，一个十五世纪的法律家得到了一千金币的薪金，①并且有人提议以每年二千金币的薪金和私人开业的权利来任用一个有名的医生，这人以前曾在比萨得到七百金币的薪水。当比萨的教授，法律家巴尔扎洛缪·索奇尼在帕多瓦接受了威尼斯的一项职务并将要启程前往时，他被佛罗伦萨政府逮捕了，只是在缴纳了一万八千金币的保释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对于这些学科的高度重视使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杰出的有学问之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法律和医学上，而在另一方面，专门的学者却越来越不能不取得一些广泛的文学修养。人文主义者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活动，我们随后即将加以讨论。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本身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说来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关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一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这在科学正处于发展阶段，它的成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师的个人能力的时代里是很自然的。一个讲授古典作家作品的讲师未必真正属于他讲学的那个城市的大学的。交通很方便，在修道院里和其他地方的食宿供应也很充分，因而由私人举办这种讲学往往是实际可行的。在十五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当时佛罗伦萨大学正处于全盛时代，尤金尼斯四世乃至马丁五世的廷臣拥挤在教室里边听讲，卡洛·阿雷提诺和费莱佛争相吸引最多的听众，不仅在圣灵教堂的奥古斯丁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几乎是完整的大学，不仅在天使教堂的加马多莱斯会修士中间有一个学者的组织，而且还有知名之士，或者单独地或者共同地，为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人而设置的哲学和文学讲座。在罗马，语言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却极少和大学（Sapienza）有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赖教皇和主教等个人的赞助，或者依靠教廷的任命设立。一直到列奥十世时（1513年），才对大学的进行大改组，那里有八十八名教师，其中有虽非第一流但却很能干的人领导着考古学系。但是，这种新的光辉时代是短暂的。意大利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讲座我们已经在上边简单地谈到过了（见本书第204页以下）。

    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师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经常使用拉丁文和时常使用希腊文、教师的频繁更换和书籍的稀少：给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色彩。

    在每一个最不重要的城市里边都有拉丁文学校，它决不是仅仅为较高的教育做准备，而是因为在读、写、算之次，获得拉丁文的知识，也是必要的。拉丁文之外还有逻辑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并不依存于教会而是靠市政当局办理，其中也有一些仅是私人创办的事业。

    这种由少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管理的学校制度，不仅在组织上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在近代意义上的一种进行高级教育的手段。有的学校负责教育北意大利的两个君主家族的子女，这可以说是它们之中的独特的一种。

    在曼图亚的乔万尼·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从1407年统治到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