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谁使他们自己的时代和一个可尊敬的古代调和起来；并使后者在前者的文化当中成为一个主要成分呢？

    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副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这也是为他们的时代所完全承认的。十二世纪的“流浪教士”，他们的诗歌我们已经提到过（见本书第180页），或者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先驱——他们有同样的不安定的生活，同样的对于人生的自由的和超乎自由的看法，而且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诗歌中也有同样的异教倾向的萌芽。但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在中世纪的另一面建立起它自己的基础的新文明，它成为基本上是属于神职人员的和为教会所哺育的中世纪的整个文化的竞争者。它的积极的代表者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们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为他们试图象古人曾经写作过那样地来写作，因为他们象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那样地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

    某些近代作家所惋惜的一个事实是：1300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出现的一个远远具有独立性而实质上不外是民族文化的萌芽，在以后竟完全为人文主义者所淹没了。据说，当时在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驴夫也能吟哦但丁的诗句；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意大利文手抄本原是出之于佛罗伦萨的工匠之手的；出版一部象布鲁纳托·拉蒂尼的《宝库》那样的通用百科全书在当时是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具有一种坚强有力的性格才产生的，而这种性格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参加公众事务、商业和旅行以及惯常谴责懒惰行为而形成的。据说，当时佛罗伦萨人到处受人尊敬，并且有世界性影响，而且在那一年不无理由地被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称为“第五元素”。14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从那时起，人们只是靠古代文化来解决每一个问题，结果是使文学著作堕落成为仅仅是古代作品的引文。不仅如此，而且市民自由权的丧失一部分也应该归咎于这一切，因为新学术以服从权威为基础，为罗马法而牺牲了城市权利，用以寻求并取得暴君们的欢心。

    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不时地谈到这些指责，到那时我们将试图分析出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并衡量一下这一运动的得失。目前我们必须只限于阐明：就连生气勃勃的十四世纪的文明也是必然地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道路，而在十五世纪里敞开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的恰恰是那些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本人。

    还是从但丁开始吧。如果说有很多有同样天才的人曾经支配了意大利文化，无论他们的性格中从古代吸收到什么样的成分，他们也仍然会保有一种富有特征的和鲜明的民族烙印。但无论意大利或西欧都没有产生另外一个但丁，所以他就是而且仍然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神曲》里，他并不是真把古代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看作具有同等权威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平行的。正象中世纪早期在新旧约的历史上人们校勘真本和伪本一样，但丁也经常把同一个事实的基督教说明和异教的说明放在一起。必须记住：人们对于基督教所记载的历史和传说的始未很熟悉，而古代的记载则比较不为人所知，因此基督教的记载是受人欢迎和为人们所感到兴趣的；如果没有一个象但丁那样的人来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则基督教所记载的始末在争取公众的赞赏方面必然占上风。

    佩脱拉克现在主要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而活在大多数人们记忆中，然而他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所获得的荣名其实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古代文化的活代表，他模仿各种体裁的拉丁诗歌，力求用他卷帙浩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来介绍古人的作品，而不是去代替它们。他写了不少书信，这些书信作为具有考古趣味的论文，获得了我们难于理解的声誉，但在一个没有参考书的时代里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佩脱拉克自己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但很少想到他的意大利文诗篇；如他所常告诉我们的，他宁愿毁掉这些诗篇，如果这样做能够把它们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话。

    对于薄伽丘来说也是一样的。有两世纪，当《十日谈》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还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只是由于编辑了拉丁文的神话、地理书和传记而在全欧洲出了名。这些著作中的一部，《诸神的世系》，在十四和十五卷里包括有一篇不平常的附录，他在附录里讨论了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当时还是年轻的人文主义的地位。我们必须不为他对于“诗”的专门论述所迷惑，因为进行较细致的观察表明他所说的“诗”是指诗人学者们的整个精神活动而言。他所向之进行猛烈战斗的就是这个“诗”的敌人——那些除了**对于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轻浮的无知者；那认为赫利康、卡斯达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