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政治推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题材上的缺点。在思考政治的时候，我们难得深入那些非常容易在我们头脑里形成的简单的实体，或者认真地探索现实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例如正义、自由或国家，就像实际存在的东西一样贮存在我们头脑里。一些专门的政治名词，例如“政府”、“权利”或“爱尔兰人”，都向我们暗示单一的“模式标本”概念；而我们就像中世纪的生物学家一样，倾向于认为一个物种的每一成员在一切方面都和模式标本相同，彼此也相同。
在政治学里，一个“凡甲都是乙”形式的正确命题几乎一定意味着许多具有甲的特质的人或物，其变异数就和个人本身一样多。可是，在我们的语言以及与语言相联系的心理习惯的影响下，我们总是要么把甲当作单独一个具有乙的特质的人，要么当作许多同样具有那种特质的人。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对政府不满”这条消息时，我们要么在看报过程中附带出现的半无意识视觉形象中看到单独一个对政府流露不满情绪的“巴布”①，要么依稀看到一大群同样的“巴布”同样都对政府表示不满。
①巴布：半英化印度人的贬称，多指略懂英语的印度职员。——译者
这些拟人化和划一又唆使我们在政治思维中使用培根时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一直反对的那种从大而未经考验的概括作出先验的推论的方法。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硬说行星绕圈子转是因为行星是完美的，而圈子是一个完美的图形；也没有一个科学家硬说每一种新发现的植物必能治某种病，因为大自然赋予一切植物以治病的特性。但是，“逻辑的”民主主义者仍旧在美国争辩说，由于一切人生来平等，政治机关必须轮换，“逻辑的”集体主义者也往往根据国家应拥有一切生产工具的“原则”坚称一切铁路公司的经理必须由普选产生。
还有，在自然科学中，原因的多重性和相互作用概念已成为我们习惯性心理内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中，迷信书本的学生以及街上的人说话的口气却仿佛每个果都只有一个因。比方，如果提出英日同盟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家，无论他们是海德公园人群外围的流浪者，还是为《泰晤士报》撰稿的学院院长，都有可能一个说一切国家都是疑心病重的，因此这种同盟必定失败，另一个说一切国家都是受其利益指引的，因此这种同盟必定成功。《织工马南》中的“彩虹”房东听过好几千次政治辩论，最后才选定了一道公式：“真理在你们中间；像我常常说的，你们两个都对，也都不对。”
在经济学里，把抽象和同一的词当作仿佛等于抽象和同一的物的危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就已经被认识了。当开始有这种认识时，“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表示反对，说抽象是思想的一个必要条件，只要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它所产生的一切危险就都能避免。站在新、老经济学结合点的巴奇霍特①于1876年写道：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就像静力学和动力学是演绎的科学一样。因此，它是对付一个不真实的、假想的主题……不是我们实际上认识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假想的人……”②
①巴奇霍特（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评论家。——译者
②《经济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页。
巴奇霍特进一步争论说，只要记住一系列假想的、简单的人，真实的和复杂的人就可以刻划出来了。他说：“科学的原理是常识——首先是一些简单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尽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后，再把每一个干扰因素的各个结果接连加上去。”③
③同上书，第98页。
但是，这种心理彩色石印图画制作法虽然有时不失是一种学会一门科学的好方法，却并不是使用这门科学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没有说明他从多层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复杂形象应如何实际用来预测经济效果。
当杰文斯④于1871年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已经普遍感到，一个简单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许多个不同的简单的、假想的人构成的复合图象，虽然对回答考题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项工厂法或仲裁一项按物价涨落计算工资法时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杰文斯把他的经济方法建立在个别事例的多样性而不是同一性上。他把一个工作日的工时或花钱获得的满足单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线上，并用数学方法表示一根曲线（无论是代表一个假想的数值还是代表一个已确定的事实）在哪一点上与其他曲线相交最为有利。
④威廉·杰文斯（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译者
这个方法是与讲求实际的人用来获得实际而可靠的结果的方法一致的，尽管是粗略地一致。一个铁路公司的经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运费率，如果有人对他说，运费率是根据一切人都希望尽可能少花气力多挣钱的规律定的，这条规律的作用又被人们不愿破除老的工作习惯所修改，他对这种说法是不会感兴趣的。他需要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向他提供已经发生了什么的口头“解释”，而是使他能够对于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作出一个量的估计。不过，他能够（我以为他现在也经常这样做）用杰文斯的方法从记录运费和运输量等实际统计数字的曲线相交点得出以半便士和吨计的明确结果。
杰文斯的方法从创始以来正在不断发展；经济方法和统计方法已差不多变成一样，疲劳或后天技能问题、家庭影响和个人节俭问题、企业家或雇员管理问题，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讨论。如马歇尔教授前不久所说，在经济学中，定性推理已经过时，定量推理正在开始取而代之。①
①《经济学杂志》，1907年3月，第7、8页。“从化学比拟称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从定量角度决定各种不同经济力量的相对力量所取得的进步却小得多。那项较高和更艰巨的工作必须等待彻底的现实主义统计学的缓慢发展。”
假使不是讨论企业和金融，而是讨论政治体制的结构和作用，方法上类似的变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选一些显然能够用量的方法来处理的政治问题当然是很容易的。例如，可以举出大英帝国联合协商会议使用的会议厅的最佳面积问题——假定厅的形状已经确定。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会议厅要有气派，要大得足可容纳各行各业的代表并能进行委员会工作，又不可过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竖起耳朵就能听见讨论。最后决定的面积将代表这些因素的折中，容纳的人数将少于单单考虑代表因素和气派因素，而多于单单考虑便于讨论因素。
一群经济学家可能同意画或想像一系列“曲线”，代表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气派、代表恰当性、委员人数、卫生等方面获得的利以及每增加一个面积单位在影响讨论方便等方面的弊。气派曲线和恰当性曲线可能是直接估算的结果。可闻度边际方便曲线可画在实际的“变异多边形”上，表示足够数目可望参加会议的各种类别和年龄的人在那样的房间里能听见人家说话也让人家听见自己说话的距离。经济学家们经过讨论以后，还可能进一步就每个因素对最后决定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协议，而且还可以用熟悉的“加权”统计方法实施他们的协议。
答案可能是：在一个高26英尺的房间里为317个委员每人提供14平方英尺地面。当答案确定以后，听力上会有一个“边际人”（也许代表一个74岁、健康情形一般的人），他就说话的清晰度而言听不见或正好能听见“边际人”的声音——此人在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专门画的多边形上代表巴利奥尔学院声音最轻的两位导师。从委员会工作观点来看，委员接连增额而效用不断降低曲线上的边际点可能表明这种工作必须要么减少到远远低于各国议会常见的水平，要么大半由非议会成员的人来做。美学的气派曲线可与英国建筑师协会主席正好不致于写信给《泰晤士报》抱怨的一点相交。
任何在这类线上进行的讨论，即使曲线仅仅是语言形态，也是切实有用的。不是一个人反复说一个堂堂帝国的会议厅必须显示其使命的气派，另一个人回答说会议厅而不能进行会议等于虚设，而是两者都不得不问：“多少气派？”和“多少会议便利？”这个问题似乎往往是由密切关心美学效果而毫不关心会议便利的建筑师解决的。建筑师在报告中列举的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其他考虑不在建筑委员会的头脑里，他们一个时候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设法使所有方方面面协调。否则就不能解释下述事实：华盛顿众议院的会议厅不适宜供议员进行辩论，犹如一把十英尺阔的调羹不适宜喝汤。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能干的领袖们于1907年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一味注意炫耀，竟一致认定，凡是困难而令人兴奋的策略问题，必须由一千五百名代表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当着近万观众的面讨论。我担心，伦敦郡议会也很可能轻视对这类问题的量的推理方法，1912年可能落成一座新的大厅，它显示伦敦的气派和建筑师的天才是绰绰有余，但是其他任何用场都不适合。
当答案不是从一个而是要从几个“未知数”当中寻找时，定量方法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以伦敦提供最佳类型的小学这个问题为例。如果假定只提供一种类型的学校，问题将以和会议厅的面积问题相同的方式提出。但是，伦敦大多数地区都可能在每个儿童步行距离内设立四、五个不同类型的学校，问题就变成如何选择少数类型的学校以使学生和课程之间的“不适合”程度尽可能小。如果我们认为儿童的天资（或“聪颖”）多少有些差异，问题就变成如何使学校类型适合于一个相当精确的智力差异多边形。最佳结果可能是设立五种类型的学校，分别代表百分之二天资最聪慧的、百分之十较次的、百分之七十六居间的、百分之十低智的以及百分之二“智力有缺陷的”。这就是说，地方当局必须按照那种比例提供中等学校、高智学校、普通学校、低智学校、以及弱智学校。
营养及其他家庭环境的普遍改善可能使差异多边形变“陡”（亦即使更多的儿童接近正常标准），或者可能增加显示非凡遗传聪慧的儿童的数目从而使多边形“变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学校类型之间或甚至类型数目之间的最佳比例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
要敦促一群政治家就画出表示通过在城市工业人口中逐步满足由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名词所表明的那些需要而获得的社会利益的曲线达成一致意见就更难了。不过，可以使政治家承认，为此目的而画出曲线是一个观察和调查问题，个人和国家之间社会义务的最佳分配将在这一点或那一点相交。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来说，尝试用这种方法思考他们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锻炼。如果要求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个人主义者问自己：“多少社会主义？”或“多少个人主义？”那么，即使在一人回答“只要个人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而另一人回答“只要社会主义，不要个人主义，”这种讨厌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出一个进行认真讨论的基础。
当然，每个向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发展的阶段都改变问题的其他要素的性质，或者诸如印刷术、代议政体、文官考试，功利主义哲学等发明可能大大满足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这些事实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并不改变其量的性质。关键的一点是：就一个政治思想家能够采取马歇尔教授称为的量的推理法而言，他的词汇和方法不是经常暗示一种虚假的单纯，而是指明他所处理的每一个事例都和另一个事例不同，每一个果都是许多能变的因的作用，因此，除非考虑到一个行为的全部条件及其相对重要性，那么，对这个行为的结果的估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既不是处理一个像建造大厅或学校那样明显是量的问题，也不是企图赋与像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这类抽象名词以量的意义，而是处理负责的立法的巨大复杂性，这种量的方法又可能使用到什么程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先来看看某位政治家思考一个重大体制问题的方式，这对于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就拿莫利先生在《格莱斯顿传》中所谈格莱斯顿在1885—86年的秋天和冬天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思考来举例吧。我们获知，格莱斯顿在过去好些年里就已经断断续续为爱尔兰问题焦思苦虑，而现在他自称是“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并“通过研究和反思来作好准备。”
他首先必须考虑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感情状况，并估计这种状况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影响下可望改变。关于英国人的感情，他说：“我期望许多人心中慢慢地、健康地蕴酿着最后的结果。”另一方面，爱尔兰人的自治愿望是不会改变的，在他的问题期限内，应该看作是“固定的”。不过，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爱尔兰，他认为“相互的依恋”都可能会增强。
在就赞成某种地方自治下定决心之前，格莱斯顿研究了每一种可行办法，特别是发展爱尔兰郡政府或者所有三个联合王国都参加的联合组织。他零零落落地从奥匈帝国、挪威和瑞典，以及“殖民型”政府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他差不多每天都读伯克的著作，并惊呼“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关于爱尔兰和美国的知识宝库！”他从迪西①的《宪法研究导论》中论半主权议会的一章获得了不少教益。他设法从私人密谈中的新鲜观点并通过想像“文明世界”会有什么想法来看这个问题。当他接近他的主题时，他已经有了“韦尔比和汉密尔顿专门为他编制的数字”统计报告，举行过“关于财政和土地的秘密会议”，而且在爱尔兰对帝国税收的贡献应当是十五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这个问题上差点同巴涅尔②决裂。
①迪西（1835—1922）：英国法学家，其所著《宪法研究导论》（1885年）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译者
②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在格莱斯顿的估计中，时间和人是重要因素。如果索尔兹伯里①勋爵愿意实行某种爱尔兰自治措施的话，问题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如果大选结果产生了一个独立于爱尔兰和保守党之外的自由党多数，也会同样如此；而莫利先生则说他的全部估计的基础是“自由和自治的所有伟大永恒之举对他的不可抗拒的吸引”。
①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莫利先生的叙述最多只涉及格莱斯顿在这几个不断思考的月份里头脑里必然存在着的一小部分问题。比方说，没有提到宗教，没有提到军事形势，也没有提到永远存在着的对自治施加限制的可能性。但是已足够说明一个政治家在考虑一项新政策将会有什么影响时政治思考的复杂性。
那么，格莱斯顿的最后决定又是用什么逻辑方法作出的呢？
比方说，他是处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呢，还是只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很清楚，一些孤立的、相当简单的推理会接踵而至；但是，同样清楚的是，格莱斯顿的主要思维努力是使他头脑里所有辛辛苦苦收集起来的材料同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