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幸好人的思维并不完全依靠他非常容易产生、而且是他和高等动物共有的直接联想所产生的那种推理。人类文明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超出它的启蒙阶段，乃是因为发明了一些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的作用，成就比我们如果在运用头脑时仅仅走阻力最小的路为大。
不过，这些思想方法应用于政治的时候，仍旧代表一种困难而不可靠的技术，而不是代表一门以机械精确性产生效果的科学。
当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为有效推理制定规则时，他们心中确有特殊的政治需要。当柏拉图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们被真正的哲学解放后，他们必须致力于为国家效劳，他们的第一个胜利将是在政府领域里以理智控制感情。然而，如果柏拉图今天能来访问我们的话，他会发现，我们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严密而大胆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像古雅典的玻璃器皿匠一样，仍旧相信经验主义的格言和个人技能。他会问我们，为什么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得多？
我们的第一个回答可能在于政治推理必须处理的材料的性质。出现在我们的理智中的宇宙是和出现在我们的感觉和冲动中的宇宙一样的——川流不息的知觉和记忆，其中每一个都不同于另一个，在它们面前，除非我们能够选择、识别和简化，我们就束手无策，既不能行动，也不能思考。因此，人必须创造实体作为他推理的材料，正如他创造实体作为他感情的对象和本能推理的刺激一样。
精密的推理需要精密的比较，在沙漠或森林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的祖先作精密的比较的。诚然，天体曾经是有意识的精密推理的首批对象，因为它们是那么遥远，除了方位和运动之外，对它们一无所知，而方位和运动可以夜复一夜地作精密的比较。
地球学的创立同样来自两个发现。第一，能够从所有无论多么不同的事物中归纳出一些单一的特质（如方位和运动），并将它们同那些事物的其他特质作精密的比较；第二，为了作比较，能够人为地制造一些真正的划一，也就是说，从不同的事物中制造如此相同的事物，以致可以对它们在相同环境中的表现作出有效的推理。例如，几何学为人类服务，是人们自觉认识到，一切陆地和海洋单位就它们是延伸的面这点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另一方面，冶金学只有到了人类能够真正从两块形状和外表以及化学成分都不同的铜矿石中提炼出两块极其相似、用同样方法处理会得出同样结果的铜的时候，才成了一门科学。
这第二种掌握材料的本领，政治学研究者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他永远不能在人类中制造一种人为的划一。即使经过二十代的教育或选种，也不能哪怕使两个人相似得使他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他们在相同的环境里会有相同的表现。
那么，政治学研究者的第一种本领又如何呢？他在什么程度上能从人类的各种事实中归纳出一些特质，使人们相似到可以进行有效的政治推理呢？
1788年4月5日，攻占巴士底狱的前一年，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后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给友人写信，信中谈到全欧洲“正在为政体问题骚动不已”。他说，人们在问，“政体是不是一门科学？它的建立有没有什么原则？它的目的何在？如果真的什么规则，什么标准也没有，那么一切都必然是偶然和巧合。如果有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
在政治思想史上，人们一再认力自己已经找到了这种“标准”，亦即像任何东西都可以称重量这个事实之于物理学以及任何东西都可以测量这个事实之于地理学一样的人与政治的关系。
过去有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曾经从人类生存的终极原因中寻找这种标准。每个人的确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但是这些不同似乎都与一种完人有关，虽然很少人接近完人状态，没有一个人达到完人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柏拉图问道，这是不是就是上帝所创造并安置在天堂里的人的原型——“理念”？如果是的，人们通过细心的推理和深刻的思考了解了那种原型，就能得出一门有效的政治学。从今以后，一切瞬息即逝、千变万化的感觉事物都可以按照它们同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上帝的意志的应有关系来领会了。
或者，人与上帝意志的关系不是被想像作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在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者的意志与法律所应用的个别事例之间的关系。洛克认为，通过思考世界上的各种道德事实能够学会上帝的法律。那种法律授与我们在上帝的法庭上辩护的某些权利，从中可以推断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学。我们认识我们的权利就和认识上帝的法律一样肯定。洛克写道：“人是万能的和无限智慧的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的仆人，奉他的命来到世上为他做事；人是他的创造物，是他的财产，是他的而非彼此的意志使他们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样的机能，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界里；正因为如此，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使我们有权彼此毁灭，仿佛我们生来是供彼此利用，就像低等动物生来是供我们利用一样。”①
①洛克：《政府论上篇》，1690年，1820年版第191页。
当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们在寻找反对乔治三世的凿实论据时，他们同样在“上帝赋与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事实中找到了它。
卢梭和他的法国信徒们把这些权利安置在一个假想的社会契约基础上。人类的权利基于契约犹如大象站在乌龟背上，尽管契约本身，和乌龟一样，是什么都支撑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边沁在人类幽默感的支持下，把从天赋权利推断出来的整个政治学概念扔在一旁。他问道：“天赋权利是样什么东西，造物主又住在哪里，特别是在造物主最多的无神论者镇？”
边沁本人认为他已经在一切人都寻求快乐而逃避痛苦这个事实中找到了标准。在这一点上，人是可以相衡量和比较的。政治学和法学因此可以跟物理学或化学在同样意义上成为实验科学。边沁写道：“我目前的著作，还有其他已经发表或行将发表的关于立法问题或道德科学任何其他部门的著作，都试图把实验的推理方法从自然科学扩充到道德科学。”
边沁的“快乐和痛苦”标准在许多方面是比“天赋权利”前进了一大步。首先，它奠基于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一切人显然都感受快乐和痛苦。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测量的。例如，可以计算今年一次印度饥荒的灾民人数，并把它与去年的灾民人数相比较。同样明显的是，有些痛苦和快乐比其他痛苦和快乐来得强烈，因此同一个人在特定的几秒种里可以体验到不同数量的快乐或痛苦。尤其是，快乐和痛苦的标准对于政治思想家本人是客观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引用了边沁在谈到所有一切同他的功利主义相抗衡的哲学时说的一句话：“它们都千方百计回避运用任何客观标准的义务，而劝说读者把作者的感情或意见当作论据本身加以接受。”
因此，一个边沁主义者，无论他是个像格罗特或莫尔斯沃思那样的议会议员，还是个像查德威克那样的官员，还是个像弗朗西斯·普莱斯那样的做组织工作的政客，总是能够通过研究关于居住在大英帝国的各个阶级和种族的数字比例、收入、工时、疾病死亡率等统计资料来检验自己对“财产权利”、“恶意的鼓动者”、“宪法精神”、“侮辱国旗”等等的感触。
但是，作为一门完整的政治科学，边沁主义已经不行了。快乐和痛苦的确是人性的因素，然而它们并非是对政治家重要的唯一因素。边沁主义者肆意歪曲词的意义，力图把诸如本能冲动、古老传统、习惯或个人特性和种族特性等动机全都作为快乐和痛苦的形式加以分类。但是他们失败了，探索有效政治推理基础的工作必须由比边沁及其信徒更加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而对绝对成功不太自信的一代人来从头做起。
在探索中，一件事至少是愈来愈清楚了。我们必须找到尽可能多适当的和可以测量的人性因素，同时必须努力使它们全都在政治推理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收集政治学的材料时，应当采取生物学家的方法（生物学家试图查明一群相关的生物中能观察和测量到多少共同的特征），而不应当采取物理学家的方法（物理学家从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单独一种特征中构成或习惯于构成一门科学）。
收集到的事实因为数量多，必须加以整理。我认为，为方便计，研究政治的人可以把它们分成三大类：关于人的类型的说明**实；关于从个人或一群人身上观察到的那种类型的遗传变异的量的事实；关于人降生在其中的环境以及该观察到的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和冲动的影响的量的事实和说明**实。
医科学生已经力图尽可能多地掌握与他的学科有关的关于人的类型的事实。例如，在他可望考试及格之前必须学会的单单关于典型的人体解剖的说明**实就有好几千。如果他要把它们牢牢记住以便今后在实践中应用，就必须仔细地把它们分门别类。例如，他可能会发现，只要把有关人眼构造的事实同它们的进化史联系起来，或者把有关手的骨骼的事实同X光片上的手的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就最容易记住，也记住得最准确。
有关人体构造变异的量的事实，医科学生是以统计方式收集的，如果他想获得公共卫生文凭，就必须获得有关环境卫生的主要事实。
实习教师在实习期间也学会一系列有关人的类型的事实，虽然就他而言，这些事实要比医学教科书里的少得多，准确性差得多，编排也大为不便。
如果政治学研究者遵循这样一种安排方法，他在课程开始时至少要掌握一篇心理学论文，论文中包含所有那些已被经验证明对政治学有用的人的类型的事实，并且编排得使学生的知识在需要时最容易回忆起来。
然而，眼下攻读最负盛名的政治理论著作来接受专业训练的政治研究者们仍然处于学习希披克拉底①或盖伦②的著作的医科学生的境地。他被讲授少数孤立的、因而是歪曲的关于人的类型、关于快乐和痛苦的事实以及意念的联想或习惯的影响。他被告知说，这些事实是从人性的其他事实中挑选出来的，为了让他在再无其他事实可学习这一前提下清醒地思考。其他究竟还有些什么事实，他必须自己去寻找；但是他很可能认为它们不会是有效科学思维的题目。他还学习一些关于自由和谨慎等经验主义的箴言，等他读了一些关于各种制度的历史以后，他的政治教育就算完成了。难怪普通的门外汉宁可喜欢已经忘掉书本知识的老年政治家和记得书本知识的青年医生哩。①
①希披克拉底（公元前460—360？）：古希腊名医，世称医学之父。——译者
②盖伦（130？—200？）：古希腊名医。——译者
①1907—1908年冬天，我曾在不同场合同两个牛津大学青年研究生讨论政治学的入门法。我对每一个研究生都建议说，读一点心理学是有用的。每个研究生事后都告诉我说，他已经向他的导师请教过，导师回说心理学“没有用处”，或者是“废话”。一位导师——一个以智力过人闻名的人——据说还添加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学究气理由，即心理学“既非科学，也非哲学”。
一个这样培养出来的政治思想家肯定容易把他学生时代学到的人性概念储藏在他头脑一个单独而神圣的角落，在那个角落里，无论花多大功夫精心搜集到的各种经验事实也是进不去的。例如，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教授在1902年出了一本名叫《民主及政党组织》的重要而饶有趣味的书，书中包含了对英、美两国政党制度进行15年密切观察的成果。书中举的各种例子也许可以作为对人性中那些对政治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相当充分的说明的基础，这些因素包括我们的冲动的性质、我们与外界接触的必要限制以及在遥远的过去逐渐形成、现在如此新而奇妙地使用的思维方法。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教授的经验已在最低程度上改变了他一开始所谈的人性概念。所观察的事实可惜是与“自由理性”、“自由总概念”、“鼓舞1848年的人们的感情”相对立的。书末草拟了一个章程，按照那个章程，选民必须投票选举他们通过政策宣言获知的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