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他们参与地方**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像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全球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一国家组成的社会；在一个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在两极化的秩序中产生的，并且受到使其得以产生的那些条件的限制。
各种原则的对比
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而且，如果说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是计划者了。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逆转，因为至少有那么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驱。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就未曾受到过挑战。其实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是为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这正是柏克在面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张时所持有的态度。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
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冥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又如何呢？我们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凯恩斯式的福利共识视之为理所当然、而现在都已经相继解体了的社会特性：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而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一个精英主义（elitist）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修理的结果。比如，社会工程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衰败的、罪犯云集的贫民区。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最近的争论
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至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它们一直不断地回应着这些问题。1989年东欧**的瓦解更进一步刺激了力图要摆脱过去的迫切愿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都纷纷改名换姓并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在东欧国家，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也成立起来。
在英国，摆脱古典社会民主原则的第一次系统化尝试包含在《工党的政策评论》中，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会上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组建了七个评论小组，每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工党本来设想使公众也参加这次讨论，但公开会议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最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对着公众对撒切尔主义的普遍支持，各个政策评论小组一致认为工党应该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早先提出的扩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范围的动议被取消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确地放弃了，而对工会的依赖程度也减弱了。生态问题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一直被低调处理并且没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余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大多发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时在意识形态上导致了更加彻底的变化。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关心一些它们以前并不关心的问题，比如劳动生产率、参与性政策、社区发展，特别是生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超越了资源分配的舞台，开始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生活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
比如，挪威工党在1986－1988年间发起了一场“自由问题”的讨论，这正好发生在撒切尔主义政府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组围绕着六个主题展开了讨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平衡；工作日的灵活性；教育机会；环境；住房以及经济民主。支持个人利益的言论不再被视为不正当，而且工党提出要使自己成为一年‘开放的政党”，各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它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参加1989年“社会主义国际”会议的一位哥伦比亚代表是这样来评论这一政策转向的：“我的政党被称为自由派，但它其实是非常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相近的另一条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在80年代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意大利**于1991年重新组建为左翼民主党。在此以前，该党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民主党派所讨论的那些主题。8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左、有之分还有什么意义的重要讨论在意大利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社区参与和宪政改革也早已被纳入议事日程。
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发生在德国。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场讨论的目的是回应自由市场哲学的兴起，但是，影响甚大的绿色运动也强烈刺激了对政策变化的需求。经过五年时间的详细讨论，在象征性的1989年产生了一份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要》。该纲要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抓住70年代末发生的生态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会民主党派。在古典社会民主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种“以此换彼”的交易关系。而根据生态现代化提出的新论点，环境保护应当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这份《基本纲要》还认识到“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sm）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对这一概念进行的最详尽的研究是由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据说，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选民们开始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而关。已自己的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总结道：“富裕的大多数”的观点已经不再体现集体主义和团结的社会民主精神；个人成就和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得到重视。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发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声明〉以来，它一直致力于建立“市场秩序”。现在，这一努力方向还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退却。“国家所应尽的职责不是一种教条…检验的标准是看私人消费的增加或国家政绩的累进是否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指出了“协调经济活动与社会保障”的需要，并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不应当是彼此对立的”。它最后总结道：“如果选民中的重要成员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不是由于它出色地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而是由于它确保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维系，它就很难赢得多数选。”
政治支持的结构
所有社会民主党派都不得不对政治支持方式的变化作出反应，这表明，前述这些政策转变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这一现象进一步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不再参加投票，而且基本上游离于政治过程之外。过去几年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其实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由非选民组成的无党派团体”。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代际更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回应其他变化的结果。
谈到其他的变化，现有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从‘侵乏价值”（scarcityvalues）到“后物质王义价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转变；另一种则是价值分布状态的变化，这使得价值的分布已经不再取决于阶级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尽管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英格哈特关于价值变迁的论述还是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掌握了许多工业国家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英格哈特指出：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关注点与一种对待权威的怀疑态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态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从总体上讲，它能够创造出比正统政治所能获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参与。
在一些特定国家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态度变化的事实，并确认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阐明这种变化。例如，约翰·布伦德尔（JohnBlundell）和布里安·格斯卓克（BrianGosschalk）发现在英国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可以分为四类，他们分别将之称为保守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对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的信念与对个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权衡。
“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保守主义者会赞成市场自由，但希望国家对诸如家庭、毒品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实施强烈的控制。“自由论者”赞成个人主义并主张在所有方面都减少国家的干预。“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它们希望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生活，但对市场缺乏信任，并且对政府在伦理问题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权主义者”则希望国家插手所有的领域，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道德领域。其余不能归入这些类别的人则保持着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观点。
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在英国有大约1／3的人属于上述定义中的保守主义者，将近20％的人属于自由论者，18％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13％的人属于威权主义者，而30％的人则属于其余的阵营或者不属于任何阵营。1997年大选之前，除保守主义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体都把经过托尼·布莱尔重整后的工党奉为首选。在那些打算投保守党一票的人们当中，84％的人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论者这两个阵营。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显差异，这一点也验证了英格哈特的论点：在16一24岁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属于保守主义者，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超过55％。在15—24岁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权利干涉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这一说法的人只有36％。
在把这些结果与美国的研究作了对比之后，民意调查专家罗伯特·伍斯特总结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标签来概括今天的工党和保守党，其实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20年中，对两个政党同时发生影响的那些事件已经使昨天的语义学在描述今天的两党情况时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美国和J党统治下的英国的相关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这一点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就会发现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都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的了，而且已经从左一右两极格局转变到一种更加复杂的图景。以往把选民划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一条经济轴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而自由论与威权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立则日趋尖锐。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时C如领导风格）现在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存在着各种政治支持的两难困境，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达成共识（onsensusuilding）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曾经在投票上受阶级地位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可预期的来自特定阶级的票数也已经从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舆论对选票的可预期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则稳步上升。瑞典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地位影响最小的群体。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这些变化并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边缘。到1998年中期，社会民主党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联盟已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
尽管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社会民主党至今仍未创造出一种新的、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的对立面。既然**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民主主义，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道：
着手进行政策评论的决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作出的：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它知道，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种变化本身却使得重新定位变得异常困难。科学没有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诊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很难产生共同的理解。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怎样来描述“第三条道路”呢？这一语词似乎早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但是，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的独特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二十年之后，正像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样，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80年代末期，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经常性地提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政治纲领上的一次重大更新，这可以算作这一术语的最近版本。
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最近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市莱尔的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都对此反应冷淡。批评家们把这种伪装的第三条道路看成是一种回过炉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也看到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似乎体现了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而布莱尔的批评者则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些观察性结论是否允当，而是考察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我的叙述中，“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