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托尼·布莱尔在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政策性讨论，讨论之后，布莱尔表述了为21世纪的国际社会而达成一种中间偏左的共识的雄心壮志。这种新的努力将发展成一种回应全球秩序变迁的政策框架。他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繁荣。”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正像布莱尔这几句话所表明的那样，既存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已不能对此变迁作出它们的反应。
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而政治领袖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能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惟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动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本书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虽然本书的许多论证都涉及到广阔的范围，我的主要参照对象仍将是英国。在英国以及在时下的许多国家，理论都落后于实践。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号称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创造的政策是不堪一击的。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为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对手——保守主义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后者是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但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它就已经披上了经济学说的外衣。然而，正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经济理论。他还把社会主义放到一种对历史加以全面审视的背景中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逐渐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便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让资本主义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而被人性化，这一观念使社会主义具备了一个极为坚硬的外壳——尽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社会主义曾经以非凡的方式创造过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似乎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正像著名的经济问题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得到强化的福利国家。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样为福利国家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战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者宣称这些贡献是由他们独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即使是在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无所不包的计划也呈现出经济上的有效性，虽然在政治上苏联从来都是**型的。在60年代，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苏联将在未来30年内从经济上赶超美国”这样一种宣称严阵以待。
事后来看，我们终于明白了苏联为什么不仅未能赶超美国，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以及为什么社会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当然，只是70年代初以后，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这些缺陷才逐渐暴露出来。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70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后果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别的地方一样，自由市场哲学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很强的。
“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念所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宽泛，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说方式的群体、运动和党派。例如，虽然里根和撒切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奉行着不同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左翼”政党什b如新西兰的政党）在效法撒切尔政策的时候又为其中一些关键的政策信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且，新自由主义也有两个流派。主要的一个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这一术语就源于这一流派。新自由主义变成世界各地许多保守党派的政治观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与自由市场哲学相联系的重要思想类型，那就是道德和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放任论者”（libertarian）比如，与撒切尔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论者赞成性自由或者主张毒品的合法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术语。我用它来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持有一种大体上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我将会论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会民主思想。自80年代以来，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开始放弃这种先前的立场。
实践中的社会民主与由它们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样有着各种差异很大的形态。欧洲的福利国家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它们都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和结构：
英国的福利制度，重视社会服务和保健，但福利是按收入多寡来确定的；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福利国家，以高额税收为基础，基本取向是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福利，提供慷慨的福利金和资金充裕的国家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中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对社会服务的投入相对较弱，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充分的福利性投入，获得福利的主要途径是就业，而福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金；南欧各国的制度，在形式上类似于中欧各国，但涉及的范围比前者窄，提供的支持也比前者少。
考虑到这些差异，古典社会民主思想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我在下面概括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粗线条的简单比较明显具有把现实简单化的危险。然而这里列出的差异是真实而重要的，并且，古典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在世界各地仍然非常顽强地延续着。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对于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情形，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志愿组织往往表示怀疑。这些组织常常是在帮倒忙，因为与国家拨款的社会服务机构相比，这些组织往往都是非专业水平的，变幻无常的，每每在接受其服务的人们面前摆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使战后的福利制度成为共识的经济学大师，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却含有着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一样，凯恩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得到控制，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挽救。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视为当然。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并未重视经济中的供给方面，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入之见恰好不谋而合。凯恩斯阐明了如何通过需求管理和创造一种混合经济来稳定市场资本主义。尽管他并不赞成国有化，但英国的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恰好就是国有化。某些经济部门应当从市场中抽离出来，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本身有缺陷，还因为某些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产业不应掌握在私人手中。
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主要关注点。更大程度的平等将通过各种拉手（levelling）策略来实现。比如，通过福利国家来推行的累进税制度，就是一种取富济贫的制度安排。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19世纪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福利措施本来是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倡导的，还常常遭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对。但是，战后的福利国家普遍在体力劳动阶级中拥有稳固的基础，这一阶级直到20年以前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选票来源。
直到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末期遭受挫折时为止，它一直遵循着线性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英国福利国家兴起的最著名的阐释者、社会学家T．H．马歇尔对这样一种模式作出了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说明。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正像战后初期的大多数人一样，马歇尔预期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日益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
大体上看，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排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它发现自己很难把这种关注纳入到自己的政纲之中。它对社团主义的侧重、它的充分就业取向以及它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它很难采取一个适当立场、并采取系统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此外，它在实践中也缺乏一种全球性眼光。从取向上看，它是国际主义的，这是指它试图在志同道合的政党之间建立团结，而并不意味着它会寻求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立场介于美国式福利最小化和**世界的指令性经济之间。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对“大政府”的敌视，这一特点有几个来源。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小股力量得到发展；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国家干预的阻碍，就能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一位作者说道，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完成其自我设计的话，它将具有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韧、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这位作者还说，在现代人听来，这些美德犹如“带着远古魔咒的悦耳铃声”——但是，这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已经通过破坏公民社会而压抑了这些美德。
据说，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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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则应当在其他领域中得到维护。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条件，传统的民族也一样。其他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关系——则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体性的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责难。
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对平等主义。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力量来推行。然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梅杰非常不恰当地模仿马克思的语气去表达自己想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意图。一个任由市场自由运作的社会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经济不平等，但这并不要紧，只要具备决心和能力的人能够上升到与他们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正像当初的革命左派把资本主义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样。有一位作者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这种取向通常伴随着把生态问题当做一个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态度。撒切尔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提议还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态度通常则是敌视。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现在的证据反倒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的时代迈进。这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几乎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任何限度。
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把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