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过去10－15年中，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展现出了问题和困难的纷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领域里的难题是多么明显。然而，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哪怕只是作出！临时性的回答，否则便不可能为社会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五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它们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之中。我将针对每一种困境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得不请求读者的原谅。由于它们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这里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会在此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来说服对某个特定问题抱有疑虑的人。这五种两难困境是：全球化——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个人主义——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个人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趋势的话）？
左翼和右翼——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机构——政治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生态问题——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儿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文献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正确地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争论当中：对这一术语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里，产生了两种极其矛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观点。有人说，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无需惊讶，这种姿态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当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项发明。一旦我们透过这层伪装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过去的那些主张。与此相反，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不只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就像商业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一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且，从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种联系。保尔·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汤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们讨论这一话题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有人宣称，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已经产生、或正处于产生的进程当中，其中，相互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因之出现的对民族经济的国内战略管理正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例如，欧盟国家主要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水平在过去的这30年中只发生了边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倒是变得更加开放了，它在这30年内的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但这样的发展尚远远达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以及在它们相互之间所展开的贸易，不过是使我们回到了19世纪晚期。赫斯特和汤普森说道，在那个时代，正像今天一样，存在着自由贸易经济。
上面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即使当前的时期只是对上个世纪的重现，那也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战后时代的情形大有区别。民族经济之间在那时比在今天联系更为紧密。在1950年，贸易商品的出口额只占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1911年已经达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达到上升12个百分点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现在贸易商品（包括多种形式的服务）的范围，已经比上一个世纪有了极大的扩展。参与到共同贸易协定中来的国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实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经上升了5倍。“分离资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他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设在美国的机构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万亿美元的资产。私有化养老基金、或为了替养老金计划募资而发行的债券，都是这一巨额资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的各种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赠在机构资产净值中已达3，310亿美元。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将阐明的那样，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对食品供应者来说是会产生直接后果的，而后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即使是在经济竞争的领域之内，情况也是如此。24小时运转的资金市场建立在人造卫星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融合也同时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单是电视所产生的影响，就足以引人重视。例如，许多评论家都同意，如果不是电视的影响，1989年东欧的事件就不会是它们实际上所经历的那样。
民族-国家是否就像大前沿所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种“虚构”、政府也已经过时了呢？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它们的形态却正在发生改变。在各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包括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那些权力）已经削弱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正是从民族一国家中“脱离”出来的。不过，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苏格兰民族运动近来在英国掀起的**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对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类似的结构转化过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事件）的某种回应。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必然地面临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会选择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就像苏格兰可能会从英国分离出来一样。或者采取另一种选择，即他们可以按照加泰罗尼亚式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宽泛的国家联合体中保留某些“准自治区”。
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全球化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作为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罗那也被纳入了一个一直扩展至法国南部的经济区域之中。这种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如果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尤其以欧盟的例子为甚）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国家尚未消亡；并且从总体上来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更为扩大了。一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各国），权力比它们在过去拥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它们将经常性地行使这些权力，只不过行使的范围限于在它们彼此之间、它们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区域之间、以及它们同各个跨国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积极协作当中罢了。“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即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围也变得更加宽泛。“统理”（Governance）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组成部分（既非政府组织、也不是跨国组织的机构），实质上也参与了治理活动。
全球化似乎经常被说成是某种自然的力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就像新近成为国际互联网络的研究项目在早期阶段那样，大量有助于建立卫星通讯的研究是由政府资助进行的。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为它们国内的委托人进行筹资，从而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的加强。各个公司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直接对外投资当中去。1997年，跨国公司联属企业的销售额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它无疑与“新个人主义”——在有关社会民主的各种争论中，这一思潮可谓声势浩大——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关联。
个人主义
“团结”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遗产在相对于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主旨中产生了矛盾。马克思曾谈到，国家的消亡将伴随着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和**一样，都一致地强调国家在团结与平等的过程中的作用。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集体主义也曾经长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上述很多情况都已逐渐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主义被迫要对新自由主义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在西方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作出回应，这些变化为“撒切尔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点。如果允许化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较小的国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中，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和充分的发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福利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新姿态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陈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积极激发出来的，那么，毫不奇怪，他们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始终不能将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个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中的追求自己利益的。因而是被束缚于各种关系的制约的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毕竟，“自主的个人”，正是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提出来的理念。
我们在这里面；隔几个基本的问题。新个人主义确切是指什么？它与市场的不断扩张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否正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和“自我优先”的社会的产生——的兴起？如果个人自由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必然受到比过去更多的强调，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该如何得到解决？
左翼和右翼同样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社会和它在社会团结方面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寻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使他们追溯到了不同的原因。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它归因于市场力量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击，后者则重点强调个人应当进行自我捍卫、而不是去依赖国家。而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者，却回溯到60年代，认为那时的自由放任是道德沦丧过程的开端。
上述两种假设都经不起严格的细究。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整个争论需要进行重新检讨。用“以‘我’为中心的一代”来描述新自由主义是误导性的，后者并未引发道德沦丧的过程。而与之正好相反的是，调查显示，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相联系，也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类道德价值中，某些在英格哈特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后物质主义的，例如它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就像社会学家尤里奇·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新个人主义：
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人会流动。
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
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看作道德沦丧的年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年代更有意义。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义务的主旨，存在于旧式的社会民主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持有保留态度。如果自我实践就是可能性的实现，这难道不就是各种形式的“。动理疗法”、或者说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吗？显而易见，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忽略人们在观念和期望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万众一心，为着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断努力。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有益的：新的忧虑和不安正在开始呈现，但许多更加积极的可能性也同样出现了。
左和右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有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夫·斯场奈尔（ZeevStern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户左和右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创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如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有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来自右翼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mileChartterAlain）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引来讨论最多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这些著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鲍比欧的论辩值得一听。他说，在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
鲍比欧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有之间的划分的有效性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惟一的游戏”（theonlygamein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作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庄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自己一方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升和**的衰落，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鲍比欧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有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左和右的划分是否已经过时感到犹豫。
在鲍比欧看来，左和有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在与有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人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鲍比欧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对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
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鲍比欧无疑是在直说，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动所在。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鲍比欧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反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更为恶劣的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不平等单一的罪恶，它还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却大为迎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同**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通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国的让一玛·里蓬（Jean－Ma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PaulineHanson）彼此联成一气。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在和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鲍比欧所言仅仅处于左与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站在左翼的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有同样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年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如过去那样是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有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说明，社会民主党应当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中间派。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政治中间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近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极为广泛地受到讨论的“活跃的中间派”或者“激进的中间派”。
这意味着“中左”（Centr－left）并不必然地与“温和的左派”是一回事。几乎所有的前面所提到的生活政治问题，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层面上采取激进的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激进的政策。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潜在的分裂性，但是对于解决它们所需的条件和联合，却并不必然地要从立足于经济利益划分的那些人中产生。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J．K．Galbraith）在其《满足的文化》（CultureOfChntent－ment）一书中曾经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富人对下层社会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不过在欧洲国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方面事实却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联合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够为激进政策奠定基础。例如，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无疑经常需要某种激进的观点，但是，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能够博得广泛的一致同意。从对全球化的反应到家庭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对于传统的以及新颖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例如，一个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但它也必须认同和创造积极的生活选择，并与生态战略结为一体，以及对新的风险情形作出反应。
“激进主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植根于左一有对立并且是以左反左的，因为那些自称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仅仅被视为“改良主义者”的人相距甚远。左与激进，如果曾经几乎是同义词的话，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发觉这种处境令他们很不自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允许突破那些曾经一度高高筑起的政治樊篱而进行交流。让我们再来考虑福利改革的例子。关于福利国家之未来的设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异迎然，并且，这些差异集中围绕在左和右的分界线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福利安全网。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们也都面临着一些公共问题。例如，怎样解决人口日趋老龄化并非仅仅是调整养老金水平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更加彻底地反思这种老龄化的性质变化、健康与疾病的形式变化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政治的行动主体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尝试中，关干行动主体（agen－Cy）的问题自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呢？社会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运动而兴起。今天，他们除了遇到意识形态危机以外，还发现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从侧翼包围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党派一样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断贬值、政府权力明显耗损的处境之中。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趋势相一致的。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
“政治终结”的主题和全球化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隐没”，在近期的种种文献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至于值得我们反复重申政府在当代世界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
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
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