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的需求单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数学占领政治经济学的障碍——它已经占领了力学、声学和光学物理学——至少，它使数学在社会财富理论上的应用更缓慢、更困难。”

    请注意，他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一个每日饮用2利特尔酒的人，如果再增饮半利特尔，则这半利特尔酒对他的意义必不相同，恰如6双鞋中的每一双对一年穿6双鞋的女人必定会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他没有看出，后续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同他的儿子以及杰文斯和门格尔于10年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就此却步，是因为他未能想到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品（酒、鞋等）的数量。相反，他可能一直认为，个人所能够供应的消费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他也许觉得，在个人本性之内成之外存在着某种强制力，要求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消费。然而，除非假定消费者能自由选择，否则便不可能体会到（至少，不可能运用）任何边际效用概念。

    Ⅳ

    从《赋税批判理论》到《社会思想研究》（1868年），里昂·瓦尔拉斯很少提及价值理论。在这七年间，他的写作集中在实际问题上。他评论过（1863年）古尔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这使他有机会表述他对效用和数理经济学的观点（他还没有运用过数理经济学）。他在《社会思想研究》（内含他1867－1868年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演，这些讲演首次发表于《劳动》杂志）中，再次回到其父的效用观点，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并且带着深深地伤感，因其父已于1866年去世。

    Ⅴ

    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哪些经济学著作家影响过瓦尔拉斯早期的效用观点呢？在《纲要》第一部分（1874年），瓦尔拉斯曾对吉诺维西、西尼尔、孔狄亚克和萨伊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价值分析中运用了效用概念。在第二部分（1877年），瓦尔拉斯首次注意到杜皮特同效用发现之间的联系，而在此前尚无人公开指出杜皮特是一位先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拉斯在1873年之前曾就教于杜皮特，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他对杜皮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恭维，他说，杜皮特的效用观点并不比萨伊的好。他在这年给杰文斯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也许说得更多。最大的责难是杜皮特从不区分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这个批判是对的，但是这对一位早在1844年研究效用问题的作者来说未免太苛刻了。令人有点费解的是，为什么瓦尔拉斯一辈子都无视杜皮特的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先驱者的要求？特别是在杰文斯已经坦白接受了这一要求的情况下。瓦尔拉斯至少犯了判断的错误；很可能是出于对杜皮特不自觉的嫉妒。这可追溯到1860年代初在巴黎时，瓦尔拉斯在法国经济学界刚有立足之地，杜皮特却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很高声誉，这种嫉妒没有随岁月流逝而减弱。瓦尔拉斯十分关注优先权问题和他对经济学所作贡献的性质问题，他乐于承认戈森在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中较早地解释了边际效用思想，但他不肯对人皆知晓的杜皮特多置一词，而他在1877年（很可能在1874年）前显然读过杜皮特关于边际效用的一些著作。他在形成自己的边际效用思想时可能直接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同样明显的是，他后来一直无视的东西，正是他1877年前所忽视的有益思想。

    Ⅵ

    此后几年对瓦尔拉斯来说是艰难的，他没有时间研究价值理论，直到1870年任聘于洛桑大学。表明他的思想发生新转折的第一个明显暗示，是他到洛桑后向《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1873年8月16日和23日会议所宣读的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显然是从日后成书的稿件中择录的，例如他略去了《纲要》中依据一般函数概念所作的全部论证，而只用了几何图解。应当记得，杰文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的全是代数分析，而没有图形。瓦尔拉斯只以最基本的情形说明他的论点，即只有两个人交换两个商品。他用需求曲线进行分析，后者则是从他的交换者效用曲线引申出来的。

    该论文包含《纲要》中略去的重要一小节。1873年论文中有很长一节论述效用测定问题，但1874年《纲要》的相应部分却缩短了，这必定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没有把握。这预示了他日后对效用测定问题所抱的态度，即尽可能少谈这个问题。他在《纲要》中说，困难不是不可超越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假定效用可以测定。在1873年的那篇论文中，他对这种相当脆弱的论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说明。例如，他说，他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物理学中衡量“质量一类要素”的方法。他后来正确地意识到，既然已经“假定了”可测定性，所以对其理由还是少谈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