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牛。无论如何自我心理安慰，但一想到此真让人汗颜。

    帝国无力解决边疆困境，不但土地被侵占，还要采取和亲政策，尽管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实行和亲的宋与明死得都比较惨，这两个帝国严格遵守华夷之辨。

    和亲政策是无奈之举，是让步政策，刘邦极不情愿。南方的南越也趁着中原大战宣布独立。老刘封长沙王的领土包括长沙、南海、桂林、象郡，而实际上后三地都在南越国的实际控制区。作为异姓王长沙王之所以没有被撤，首先是因为他实力太小，其次他起着屏障作用。对南越问题，刘邦与陆贾很清楚，在军事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刘邦只能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负责出使的便是陆贾。

    帝国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决定了帝国不能在极度虚弱下有重大行动，只能默默无闻地从基础做起。从政策上解决人口流失问题；让战时出走的人们回到故乡从事农业生产；把大批的军人复员投入新帝国的建设当中；减少民众的各种负担；安抚战时受到冲击的地主绅士；中央对地方的诸侯国不进行过多干预。

    这些政策措施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帝国始终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治国思想，完成于公元前196年的《新语》填补了这项空白。

    想要变革一个国家，首先要变革人的观念。观念与实践哪个更重要，直到现在中国人也没弄清楚。言说的认为观念重要，行动的认为实践重要。本来两者非常紧密，却被人们无情地割裂。没有观念作为指导，任何行动都是盲目的、短暂的。帝国的无为观念来源于传统文化，对无为解释最为到位的便是黄老之学。陆贾采取拿来主义原则，把儒道治国理念融合，作为帝国的治国思想。不管这一思想潜在的主旨是什么，道家的“无为”思想在表面上指导了帝国六十余年，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才更为清楚地看出“无为”治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