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政治不正确，于是任何生活细节就都被政治化了，形成上纲上线的生活管制传统。儒家还把原本以政治和经济意义为主的“周德”变成以伦理意义为主的“儒德”，德就变成了以仁为主导的伦理态度。伦理化的德削弱了德的厚重意义，这是很可惜的一种变化。同情人民水深火热的苦难，固然是应有之仁心，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才真正是有分量的德政。把政治弱化为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统治者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礼治是好伦理，却是坏政治。

    尽管儒家也希望统治者能够以仁德爱民（所谓君君），但为政之德被看做是君主的恩惠和人民的幸运，而礼所规定的身份、地位和待遇制度（其实是既得利益制度）才真正被认为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战的秩序，于是，德就只是偶然恩惠，而礼才是必然管制。比如说，如果没有做到君君，只是百姓运气不好，但如果人民因此推翻君主的统治，则被认为是非礼大罪；如果没有做到臣臣，则被认为是不赦之罪。在德与礼的不对称关系中，统治者的政治义务变成了象征性的政治修辞，儒家就言行不一地回避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尽管儒家喜欢高调谈论民心，但只要把礼看做是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就在逻辑上取消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后世老谋深算的统治者都意识到了儒家在维护**政体上的重大作用而尊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道理在此。

    儒家对政治的误导的根本在于相信政治问题可以在伦理中求解，而且以为伦理是政治问题的最好解法。这是把问题化简，把场面变小，此种方法虽有化繁为简之美，却也有削足适履之弊。把政治问题收缩为伦理问题就等于削弱了政治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忽视了政治的许多变量，甚至回避了政治的宏大场面。周的政治思想框架是天下体系，以世界政治为总纲，展开而有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都是场面宏大的政治问题，而儒家转向修身养性的伦理行为，试图以小见大，从修身齐家的伦理行为推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结果。伦理有助于政治，却不能代替政治。周的思想路径是天下—国—家，而儒家的思路是家—国—天下，本来，家—国—天下的伦理路径可以良好配合天下—国—家的政治路径，以伦理补充政治，可是儒家却试图由伦理推出政治，这样反而在政治和伦理之间制造矛盾。当然，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道理。制度有礼乐刑政，“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刑政治身，礼乐治心。儒家也知道制度是多方面的，但儒家相信，如果不能治心，不能通过教化使人都变成好人，那么社会终究是坏的。法律治标不治本，只使人畏惧而不能使人变好，因此儒家把法律看做是为政之末，把伦理看做是为政之本。孔子有个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一批评其实对法律不公，因为法律本来就不是用来改造人性的而只是用来惩恶的。至于伦理规范是否具有孔子所想象的神奇效果，则很有疑问。据说礼能使法失去作用，达到“无讼”，这是儒家所以看不起法治的理由，不过这个理由只在不可能的世界里才有意义。趋利避害是最强大的人性，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强过这一自然力量，伦理能够改变人性的想法完全是一个神话。儒家试图治本，立意虽高，但基本上属于愚公移山或精卫填海之类可敬而不靠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