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理念，由此推想一个作为万民公器的世界制度，这在哲学上是独一无二的。天下概念兼容并蓄的灵活性和解释力在历史实践中得到体现，例如，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统治中原数百年，尽管有过严重冲突，但它们的统治在后世甚至在当时还是被中原政权承认为合法正统王朝，如朱元璋对元朝正统地位的承认朱元璋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全明文》卷一《即位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又“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全明文》卷十七《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另一方面，蒙古和满清统治者也都采用了天下概念去解释其统治的正当性，自认所立帝国属于天下模式和传统，如蒙古帝国改国号为“大元”所显示的天下意识1271年,忽必烈把蒙古帝国改名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建国号诰》），“元者也，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忽必烈认为蒙古概念显得是地方性的，而不足以表达他那个“大之至”的天下帝国。，而大清帝国则甚至对天下正统传承有着更加明确的自觉意识和详细论证甚至远在清兵入关之前，清统治者就对未来的天下帝国有了意识准备。努尔哈赤在给明万历帝的一封信中说：“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自古以来，岂有一姓之中尝为帝王，一君之身寿延千万……天命归之，遂有天下……天自扶而成之也”。（《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289~29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中长篇大论说明天下观念，力证清朝符合天下正统，符合有德者居天下以及天命民心原则，反驳华夷之辨。。历史上还有许多民族曾经不同程度地入主中原，如更早时候的北朝五胡，还有辽金西夏，虽割据一方，但都喜欢天下的想象后晋皇帝石敬瑭称臣于辽太宗或许是中原皇帝由外族皇帝册封的最早事例。而辽太宗进一步决定成为中原模式的皇帝，947年采用中原礼仪宣告成为中国式皇帝，并改国号为“大辽”，改元为“大同”，其含义与“大元”相似，都源于“天下”理论。金太祖采纳杨朴建议：“大王创兴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愿大王册帝号，封诸番，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无论中原对外族的承认还是外族对中原思想的接受，都显示了天下概念的开放性。现代中国的西化运动更显极端的天下开放性，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物质文明，甚至对中国文化理念、基本价值观和语言进行了深层变革。西方文化被假定为代表了新的天命，在中国顺理成章地获得权威地位。全盘西化的做法后来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中国勇于接受而后融化他者文化，不设文化边界，这也是天下概念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