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具体事物不可能完全地或完美地表达理念（Idea），而只能某种程度地表现理念，因此，最接近理念的事物就被认为是“理想的”（ideal）。只要卷入了程度问题，就会出现前面讨论到的那种麻烦。维特根斯坦碰巧也讨论到“理想”的问题：我们凭什么说一个东西是理想的？他发现在许多事情上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直线是清楚的，因为直线的概念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能够想象那条完美的直线，但是大多数事物就没有这样清楚了，比如一幅画像，画得很理想，或者说一首乐曲“改得比原来的更理想了”，我们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画像或者乐曲像完美直线那样在心里“明摆着”Wittgenstein:Wittgens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21935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193233/§33§34。前面所讨论的关于勇敢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困难。这些困难并非不能具体解决，比如说，一个城邦只需要2万战士，那么只要挑出2万个比其他人更勇敢的人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去证明他们是不是“真正勇敢的”或者是不是符合勇敢的理念。有些问题或许能够找到特殊的实际解决，但理论隐患并没有因此被消除，那些隐患会被利用去解构理念。

    即使柏拉图的理想国在理论上做到无懈可击，它是否就会成为人们的公共选择呢？或者说，在理想与现实之争中，人们会选择理想吗？也许事无定理，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更可能选择“坏的现实”而不是选择理想。柏拉图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民众不见得能够理解关于理念的真正知识（episteme），但很容易听从充满偏见的主观意见（doxa），偏见与人们的肤浅感觉和私心杂念更容易沟通，因此，人们多半会陷于主观意见而对理念不感兴趣。城邦的公共领域本来是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的最好制度，但是真理非常容易被花言巧语所淹没，结果公共领域反而变成主观意见的自由市场而绝非真理之乐园。

    还有一个柏拉图肯定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假定人们碰巧认识到理想国是最好的，那么是否就必定会选择理想国呢？恐怕还是不见得。不知道好的因此选了坏的，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明知好的也不要，就有些离奇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只是担心，无知会导致错误选择，却没有想到“明知好也不要”的情况。这一咄咄怪事虽然不合理，但不见得不合情。有人不愿意承认以公正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某些人的能力和品质低于平均水平，那么，各得其应得的公正原则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假如他们是非理性的，就有可能选择暴力革命以求重新分配；如果他们是理性的，则有可能以平等为名要求均贫富之类的。当然还可以有别的理由，比如特定的信仰，也能够使人拒绝理想国，如此等等。这多少说明，理未必胜过情，知识未必胜过**，人们甚至有可能理性地追求非理性的目标，就是说，以非常理性的策略去争取不讲理的利益目标。事实上，人类讲理的时候不多，这肯定要让柏拉图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