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贫富悬殊，为了解决贫富悬殊，必须实施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就建立在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假说上。这两个彼此打架的观点，几乎出于同样那几张嘴。

    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指责很多，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行业垄断；二是成了分配不公的祸首。其实这些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国企垄断的指责涉及垄断利润和引入竞争。实际上，目前大多数国企所在的行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或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指责国企垄断利润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少数人对垄断利润的渴求。无利不起早。有些学者拿了人家的钱，就要为人家说话。这种指责其实只说了半句话，没有说出口的那半句话是：垄断利润不能归国有，必须通过私有化变成少数人的垄断利润。 有人指责国企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借口是要引入竞争。这些人大概又忘记了两点。第一，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竞争会带来或正或负的作用。竞争不是一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对竞争以及竞争带来的后果作出判断和选择。第二，同一行业内部，也可以允许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存在，让它们之间竞争。中国许多国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胜出，当然也能在国内市场上相互竞争。所以，仅仅由于要将垄断利润变成少数人的利润，仅仅为了竞争的需要，而将国企私有化，站不住脚。从经济学上讲，有些强词夺理。

    对国企导致贫富悬殊的指责，涉及行业间的工资差异。有些人指责国有企业，说国企由于行业垄断导致职工薪水偏高，从而导致贫富悬殊。这是有意地转移视线。中国过高的基尼系数和过分的贫富悬殊，其根本原因不是国企职工的收入，不是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而是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社会财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实，又被少数人给搅糊涂了。这些年来，国企职工的收入基本按照人均GDP增速在增长。而其他企业的人均收入增长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国企和非国企间的人均收入差别，是由于非国企工资收入增长低于人均GDP的增长。所以，将中国工资收入只占GDP 36%的原因放在国企职工的薪水上，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国企职工薪水能同人均GDP一同增长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它正好证实了其他行业职工的薪水偏低，证实了公有制利于解决中下层相对贫困的问题。如果真要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是要通过私有化将国企职工的薪水降下来，变成私人利润，而是要通过国企分配体制的规范化，让它成为全社会初次分配的榜样，带动其他行业的薪水上涨，让非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增长赶上人均GDP的增长。这，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