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划线，想拉着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来与中国较劲，当时的外相就是麻生太郎，后来他任首相时又同样鼓吹过，可惜澳、印、美都不响应，想要绕过中国的“弧圈”最后没能画出来。而这种陈旧思维，首先损害的是日本外交自己，作茧自缚，失去了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以振奋国内人心的机会。

    另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日本人在精神上由过去的敢为风气之先，近20年来蜕变成了甘居世界中游的守成意识。

    拿一百多年前与今天的中日两国相比，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两国国民在自我改革的心态、姿态和认识上彼此换了位。19世纪后半叶，日本认定产业文明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潮流，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仍持天朝心理固步自封为教训，决心全面引进欧美的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制度。改革由精英倡导，从贵族到平民都予以支持，全国以文明开化为时尚，甚至出现了要求废除日文**语、全民喝牛奶娶外国女人来改造体质等偏激主张（类似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质疑长城、“开除球籍”的言论）。但也正因为这种有广度深度又得到国民支持的改革持续了几十年，日本一跃而成为东亚第一个挤进列强行列的国家。相反，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精英摇旗呐喊，和者盖寡，推行的改革受到重重限制，效果递减，结果陷入沉沦。

    但一百年后，中国在“文革”浩劫后惊醒，为落后于世界潮流而震惊，在邓小平的带领下，由浅入深，由外围入核心，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大多数国民也支持并投入了这一大潮。虽有“全民经商”等矫枉过正之处，但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民众参与程度上无愧为世界领先，因而结出了迅速重新崛起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