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1911年10月，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敦煌，他们是由日本著名的盗宝专家大谷光瑞派遣而来。两个人先后在莫高窟住了4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敦煌遗书近四百余卷。吉川小一郎分得了100多卷写经，两尊精美的塑像。橘瑞超得到了260卷写经。

    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又买走王道士私自收藏的经卷五百七十余迹就这样，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和**，招致帝国主义者接踵而至，加上王道士对文物价值没有一点点的认知能力，导致文物大盗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

    总之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饥法国有5700多饥前苏联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辑…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

    国宝内涵

    据敦煌学专家考证，藏经洞里的经书大约是北宋时期被放进去的。北宋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把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整理出来一大批认为没有用的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不用的经卷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然后将洞口封起来。

    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它成了罕见的瑰宝。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遗书约5万余件，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如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研究资料，为全面了解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以及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字帖、地契、**契等，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从而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譬喻经》，上面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的记载。“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敦煌遗书的最早纪年。敦煌遗书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回答。

    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例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为父母双亲祈福用的雕版印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作品。全卷长约533厘米，高30.5厘米，是由七张纸拼接而成的，卷首是释迦在舍卫国孤独园为孤独长者说法的画面，景物措置丰富，线条精密繁复，布局剪裁得当，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它也是至今存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现收藏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

    国宝价值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两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段话精准地确定了敦煌地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敦煌遗书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归难题

    敦煌遗书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还能够要回来吗？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全国最高会议上提出，能不能通过联合国提出要求，把敦煌遗书要回来。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可以弥补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

    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到的，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我国曾派出几十位敦煌专家前往国外，希望索回敦煌文物，然而大都无功而返。1997年10月9日，日本友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杉雨的遗嘱，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送回敦煌，开创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先河。青山家族归还的遗书中，有一份《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至十二年历日》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它是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推算得相当精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弥足珍贵的史料。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对青山家族表示称赞，并希望日本友人的举动能带动更多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把敦煌遗书交还给中国。

    中国学术界就有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敦煌遗书能回归中国。经过海内外很多专家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失海外的敦煌汉文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开始全面回归。2005年，英国和法国就藏文文字的文献出版事宜和我国进行协商，这也是敦煌民族文献回归的一种方式。出版的文献只是敦煌遗书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更多敦煌遗书能早点“回家”，哪怕只是“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