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
●人性
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存在，如果问善与恶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实际上，说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说他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善还是恶，区分这种善与恶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如恺撒为争夺罗马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是基于千万人的生命之上的，屠杀生命不可谓善，而这对于稳定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延续来说都是有益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难道只因为要行善就放弃这些吗?上帝有两只手，从来都是一只手黑，一只手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那么究竟恺撒是性善还是性恶呢？结果是一味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头再来思考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这究竟是人性本源的哲学思考还是人类行为手段的思考呢？不言自明，离开了目的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利益是人类的核心，这么说似乎背离了孟子的学说，孟子主张不提利益只谈仁政，似乎只提利益太过唯利是图，又太危险。实则相反，孟子哲学的精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其精神更接近于道学，而行事更接近于兵学。在现实世界中，面对诸多形势，则取中庸，不是简单的行中间之道，而是力求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既顺应自然又不失利益。孔孟哲学的目的是获利，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否定利益，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的目的是易于统治，清心寡欲的目的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削弱巧取豪夺，是向土地、勤劳要利。孔孟哲学奉劝历代帝王的也是这样，而历代帝王作为世俗的领袖，他们更精明地看到的是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哲学的确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思想有利于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默认不公平，转而简单地向土地、向自己提要求，这变异了孔儒哲学的原意，慢慢地背道而驰，变成了一种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帝王们的要求——他们其实不否认儒学的良好意愿，但更愿意看到这种愚民政策的效果，因为他们是现实的统治者，他们不能不认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距离，否则他们就将置自己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权利。
孔孟哲学似乎遗忘了人性中的惰性。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有这种惰性，也正是这种惰性促成了自然界的生存竟争，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缺点。当一块草地上几种生物共生时，由于食物源已经分配完毕，后来者要么到更远的地方，要么掠夺邻近者，否则就会饿死。生物的共性之一就是惧怕死亡，之二是生存，之三是懒惰——这可以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因为与其用这份体力去觅食还不如去掠夺，这是一个生存法则。那么后来的生物就只有消灭其它生物才能生存。事情进一步发展，当更远的地方的食物源也被分配完毕后，再后来者就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饿死，其二是掠夺。选择第一个它是不情愿的，但在其体力不支持它掠夺的时候就只有被淘汰了，相反，体力足够时，它就只能去掠夺，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后来者如果体力不支，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时，就会采取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联合。联合有几种方式，一是联合其它后来者合力进攻，二是联合后来者中的一个攻击另一个，三是用各种计谋除掉一个原有者，自然历史就这样演化了。
可见，生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发展，生存与发展没有严格的区分，发展只是生存的继续。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是想达到一种生存的目的就止步不前的发展模式，如果掠夺成功为什么还要自己去耕种呢？这显然是一种海盗式逻辑，但这种逻辑却符合自然界的生存学原则，如果都只是简单地为生存而生存的话，那生物也只需保持在原始细胞阶段就可以了。如果既要繁荣的世界，又要坚持仁慈，那你怎么做到既要狮子活下去又不吃羊呢？
在历史上，违背仁慈却符合历史进化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些被称为大逆不道，在“9·11”事件中，本·拉登无疑是美国的敌人，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主义者，然而美国却宣布为这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这里，美国显然似乎过于热衷于这样一种后果，它急于要进行一场战争，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控制那里的石油资源，以及一些战略要地。然而美国似乎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宣布为战争，那无异于是说本·拉登是一位反美英雄。事实上，在本·拉登的世界中，也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支持本·拉登的大有人在——从沙特王室到阿拉伯贫民都有，而如果美国仅宣布本·拉登是一个罪犯的话，那得到的道义支持要远远大于今天，当然，这就和中亚的石油相去甚远了。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统治者并不是具有远大眼光的领导者，而只是战略实利者。
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源于生存这个古老而恒久的主题。当竞争成为人类生命的主题的时候，人的利益也得到广泛延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生理需要，而是包括了道义、荣誉、信仰、亲情、民族感、国家感等内容。侵犯了这些方面，对于一些人而言也就等于侵犯了他的生命，他会奋不顾身地反击，当然，大多数人还处在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保护。
自然，历史中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或成为奴隶，或受到屠杀，或受到欺压，而只有少数人成为特权阶级，这大部分的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吗？为什么不反击呢？因为历史竞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求人们之间有组织协作，这种组织体系之内有分工，也就有利益分配制度。有竞争就有不公平，绝对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这是普遍的社会契约。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组织体系的利益，大部分人都只能认领这份利益，否则会毁掉整个组织，那么连基本的生存利益也无法保障，除非他们有能力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之。
在人性中，我们似乎总是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不停地奋斗、生活、赚钱、享受、繁衍后代、对社会大发议论？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和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发现，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受人性中一个最终原则，或者说是终极目的支配，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完美，即人性中有一个完美主义原则。
究竟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呢？也许还是莎士比亚说的文雅含蓄一些，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的理性多么高贵，他的力量多么伟大，他的仪表多么优美，他的举动多么文雅。他的行为像一个天使，他的智慧像一位天神。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当然，还得把他最后一句话去掉，然后就完美地表达了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即人天生有在所有方面都追求完美的本性。
1971年，三个嬉皮士创立了一个咖啡馆，它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星巴克，这里的咖啡价格不菲，但并不是添加了什么，而只是纯正的咖啡，为什么还这么吸引人呢？星巴克的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我们创立的星巴克是一个绿洲，是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地。”咖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饮品，它所包含的意境远远大于它本身，许多人的生活已经融于其中了。星巴克提供的是一种情调，正像音乐无需翻译一样，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们共享，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愉悦。
当星巴克于1971年诞生之时，加布里埃勒·科科·香奈尔却在同年去世。提起香奈尔，在时装界没人不知道。美国时装记者尼娜·海德曾评论香奈尔的继承人卡尔·拉格费尔特说：“每一季都从零开始。”永远不满足，总是渴望创造新东西，这就是香奈儿。
当你开着一辆法拉利跑车驶出你的海滨别墅，然后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屋，开门那一刻，海风同时吹起你的女友身上的香奈尔时装时，那种亮丽似乎刹那间感染了整个咖啡屋的时候，你满足了吗？你是不是还想说：“不，我还缺一艘私人游艇呢！”不错，如果你到别的城市开会乘坐的是自己公司的专用飞机，这也并不过分，现在不是世界上许多大老板都有自己的飞机吗？
看来，生活总有美好的一刻，却永远都没有最完美的。
卡尔·拉格费尔特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设计。“每一季都从零开始”——这既是他自我保持艺术生命力的办法，也是尊重人们永不满足已有品牌的这一特性。同样，世界到处都有咖啡，为什么一定要去星巴克，如果单从价格上考虑，去星巴克比去别的地方品尝咖啡要贵得多，那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那里有喝咖啡应有的格调，这是一种和谐，正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物质的完美和谐。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否认自己，更不会否认自己的存在，而证明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就是拥有支配自我的权力，尽力地拥有更多的东西，以达到我们表现精神所需的一切。
以今天的科技手段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维持人类生存，过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简单和谐式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但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类永不满足，这不是一句“贪得无厌”所能解释的，这是基于人性中固有的追求完美的本性使然。
的确，大多数人忙于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人热爱他所献身的领域，如医学、艺术、科技等，这种热爱要大于他的生命，如果遇到选择，有不少的人会选择放弃生命，因为他力求在他的领域中尽善尽美，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同样，古代一些帝国的创建者们，他们也力图建造一个最强大、最繁盛的大帝国，并使之恒久，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毁于一旦，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科技和人类的明天，那你也应该理解那些帝国创建者——因为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的完美。
你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你却不能否认现实的规律——从历史到今天，有一个规律一直都存在，那就是在竞争的前提下，人类的怜悯之心永远要小于利益争夺的压力，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受饥饿困扰的人们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简单计算粮食产量就可以说能，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竞争机制了，设想一下，商人们的目标是为了赚取商业利润，而假设你认为应该让富人们把维持生活以外的财富都拿出来分给非洲人，那么商人们谁还会再去从事商业活动呢？而商业活动是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的支柱之一，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就难以想像了。
人们之所以要一方面保证繁荣之地更加繁荣，一方面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贫穷之地以援助，是因为保持竞争机制和希望全人类共同发展一样重要，也就是人性中所说的完美主义需要两者的协调，不同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平衡点。如古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的威严和统治性，经常大量屠杀战俘，而随着帝国的发展，却又几次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以及给予外族更多的利益等。
无论你是相信精英政治还是信奉阶级政治，你都无法否认领袖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原因就是他是核心。无法想像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法国这个时期会是什么样，欧洲的脚步又会走向什么方向，今天的美国是否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场因果关系的舞台剧而已，你不要希望以一句“如果没有拿破仑，那么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来推演历史，任何事物都是数学逻辑和个性发展的结合体，而不是纯粹的数学逻辑演算结果。
领袖首先是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他具有和你我一样的人性，而同时他又肩负整个国家的重任，整个国家系统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性和智慧。前面说过，无论怎么说，他的命运都来源于他的生物性格和后天环境，而他的智慧也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继承了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个体与社会属性，整个国家也就将在三种主要因素下发展：这个核心、国家的传统属性和外部世界的影响。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在自以为高明的人类社会中，企图超越别人都是一种强烈的**。“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是人类追求完美的必然。”
秩序在客观上来说其实就是要求你承认尊卑和等级制，如果说在低等生物中表现的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群居动物中则一目了然了。世界上的群居动物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核心，而不存在绝对平均式的社会。人和任何群居动物一样，都需要准确地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原因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向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原点，然后才是确定目标——如果你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就必须参与到权利竞争这个游戏中来。
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克林顿的性绯闻？就是因为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是完美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和谐，他如果是邪恶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疯狂。例如美国总统一向被要求在公众面前要保持一种完美、有魅力、能得到公众赏识的形象，因为美国需要他为整个社会做表率；相反，希特勒的疯狂、超人意志和种族主义则极大地鼓舞了日耳曼民族的愤怒、狂妄和野心。
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拿破仑，还有希特勒都曾利用他们卓越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才能，以及煽动性的演讲来缔造他们个人及国家的辉煌，无论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总是左右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情绪是可以传播的，这在昨天还很神秘，但在今天早已是一种经过神经科学验证和理论研究的事实了，它在今天的应用就是情商理论，丹尼尔·戈尔曼是情商理论传播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他首先得益于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一项成就，即“例如，一名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神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组织和完成各种任务而与其他人联络感情的能力。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领袖开了发令枪以后，他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每个人的大脑里产生共鸣，感染着整个团队。”据此，丹尼尔·戈尔曼的结论是“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则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也就是说卓越的领袖拥有比普通人高出85%-90%的感染他人的能力，并且可以让这种能力在人群中传播下去。
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灵长目从幼年就辨认并观察他们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为争夺一个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中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
很好的表达能力是感染他人的最有效手段，几乎所有的卓越领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自然，这和他们丰富的个人阅历有直接的关系，如丘吉尔的一句话：“名人的经历往往是一部饱经磨难的人物传记。”
对于领袖而言，除了他个人，他还要面对另外两个强大的因素，所肩负的国家的传统属性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与创意的表演艺术：一方面是传统规则，一方面必须寻找一条新路来把国家这条船引领到有丰富鱼群的地方。
结果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袖，丹尼尔·戈尔曼给出了这样一个药方：
1. 领袖的自我意识——情绪意识：领袖应可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并将对感情如何影响自己的成就作出评估。
——自我评价：领袖应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于嘲笑自己和作自我批评。
——自信：具有依靠自己的长处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参与感和安全感。
2. 自我管理
——自制：有疏导自己感情的能力。
——透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使领袖具有威信和感召力。
——适应性：领袖应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面，同时保持专心致志，保持行动的连贯性。
——雄心壮志：雄心勃勃使领袖具有提出更高的目标的能力，并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主动：领袖不能等待机会的来临，他应先于其他任何人寻找机会并作出决策。
——乐观：领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他的班子中营造积极乐观的气氛。
3. 社会意识
——神入：领袖有能力通过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迹象来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组织意识：领袖在他的班子中如鱼得水，他善于检查人们形成的网络秩序，使每一个人处于他应有的等级位置上。
——服务：尽管领袖处于指挥的位置上，但是他不应忘记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服务、一种产品、一种思想……班子运转得如何取决于他。
4. 管理
——灵感：领袖不仅是闪耀着灵感光环的人物，而且也能使班子里的其他人富有创造力。
——感召力：领袖所具有的说服力能把最优秀的合作者们团结起来，再收集每一个建议，使领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
——重视他人的成长：领袖应为下属的成长进步，为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创造条件。
——应变能力：领袖应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危机关头应是第一个改变其行动策略的人。
——化解矛盾冲突：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领袖的到场应起到镇静和化解的作用。
——团队工作：没有团队，领袖就起不到任何作用。领袖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团队的工作。⑤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药方？这简直就是一个如何追求尽善尽美的药方。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把领袖塑造成一个完美形象，因为这是社会的普遍追求，为什么？因为人性中有追求一切完美的本质。
●人性中的手段性
这是一个朴实的真理：要达到目的，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手段。
500年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一句名言——“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又要像狐狸一样狡猾”。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君主论》一书在500年里经久不衰，如民间流行的观点一样：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枕头底下都会有一本《君主论》。
在现实政治中，如果说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的枕头下都有一本《君主论》的话，那他们都不会承认。相反，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杀了马基雅维利，这就是人性中的手段性。
手段是智慧的体现，而战争是智慧的最佳舞台。公元前218-201年的汉尼拔战争可算得上是战争艺术的经典之作。迦太基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古罗马帝国隔海相望。汉尼拔对罗马的进攻路线却选择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北岸前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侵入罗马。这条路线的选择大出罗马人的意料，汉尼拔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胜罗马人一筹，汉尼拔认为从海上进攻是一种冒险。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失去了制海权，没有舰队保护的大规模运输航行无异于自杀。其次，从罗马南端登陆，会引起当地人的抵抗，不可能得到帮助。而从北方进攻，则可得到高卢人的支援。同时，如果在北部取得良好的开端，则有可能获得罗马南端一些与罗马面和心不和的盟邦的支持。他们有可能背叛罗马。基于这些考虑，汉尼拔选择了陆上进攻，可谓深谋远虑，战略思想颇为高明。同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