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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是新索隐——张庆善访谈录(2/2)

《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像刘心武所说都有生活原型,即便是有生活原型,当生活原型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形象,那么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能完全是一回事么?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作家创作“取人模特儿”一般用两种方法,一是专用一人,二是杂取种种人,而他向来是取后一种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他说:“……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有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鲁迅先生的精辟论述阐明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红楼梦》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也不是清史实录,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能用文学和艺术的眼光看《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用刘心武的方法是不可能找到解读《红楼梦》的钥匙的。

    刘心武先生说,他也不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政治小说,可他的探佚、考证、索隐都是在强调《红楼梦》中充满了政治斗争,充满了阴谋、夺权等。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贾母行酒令时说了一句“头上有青天”,不过是一句俗话,有所谓“做人要凭良心”的意思,可在刘心武那里就成了什么雍正死了,乾隆继位,给曹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贾母用“头上有青天”称颂乾隆;还有史湘云说了一句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本是李白的诗句,刘心武则解释为日月双悬,是宣示在曹家“他们的头顶上,有两个司令部”云云;甚至连贾雨村的咏中秋诗“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也成了“隐伏着一种政治形势,就是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情况下,月亮已经非常地膨胀了”。更可笑的是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诸如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等中药也都是“进行秘密联络,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红楼梦》那是什么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密电码。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岂止是政治小说,简直是一部《清宫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刘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学创作,那么他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类似“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你说这合适么!而且我认为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书说成“清宫秘史”也丝毫没有提高《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了或者歪曲了《红楼梦》的价值。我很喜欢刘心武先生的小说《班主任》和《钟鼓楼》,我不知道刘先生能不能用他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这两部作品,去探寻一下《班主任》中的女主角的出身。如果他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小说,那么或许能有些说服力,否则他的所谓“秦学”只能是歪解《红楼梦》、误解《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没有任何好处。

    我认为这样讲《红楼梦》,不管是刘心武本人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肃的行为。这种所谓的研究解读,不仅仅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好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红楼梦》。像刘心武这样去解读《红楼梦》不仅给学术研究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还会给很多年轻人造成思想的混乱,把一门严肃学问搞成了滑稽,搞成了粗俗,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学术研究应该倡导科学的态度,不鼓励这种非学术性的,随心所欲的乱讲。我认为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引之为骄傲,要珍惜,要敬重,不要随便去歪曲它、误读它。我对刘心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完全不赞同,我对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作这样的节目感到非常遗憾。

    不论是《红楼梦》还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常常会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和学术现象。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广大读者的这么大吸引力。我认为,这种现象包含着诸多因素,但首先是因为《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本身的魅力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为《红楼梦》具有这么大的魅力,《红楼梦》的创作又具有自身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红楼梦》的创作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小说都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就给《红楼梦》研究带来很多难题,很多谜。因此人们的兴趣都很大,但人们往往把兴趣都放在了解读这些谜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想入非非,很多人寻根问底,一定要找出《红楼梦》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在《红楼梦》最初产生的时候有过一个“本事说”,后来又发展到了索隐派,他们抱着一种好奇心,一定要从《红楼梦》中找出《红楼梦》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刘心武的索隐也是这种方法和兴趣的结果,当然他走的更远。

    现在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现象出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它应该有学术的严肃性、系统性,必须建立在严肃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随心所欲,随便讲一句话便称为一家之言。先秦诸子百家那才叫做“百家争鸣”。我们今天这些包括刘心武先生在内的索隐、误读根本算不上一家。这几年红学当中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很担忧、很顾虑的现象,刘心武算是其中一例,刘心武的“秦学”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东西,比如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红楼解梦》,对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要认真对待,严肃对待,认真研究。为什么索隐的东西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胡适之先生批评过,但是在今天还有人在认真地搞,而且很多读者非常相信,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有意思。搞索隐的人都有非常令人佩服的丰富想象力,可以像讲故事一样,非常吸引读者。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学术界确实有一种浮躁、不严肃和不严谨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红学界,其它领域也存在,只不过在《红楼梦》研究中显得突出一些。这和当前的市场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很难坐下来认真做学问,甘心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总喜欢像吃快餐一样,今天发明一个观点,明天又发明另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它能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不能说明它的观点正确。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红学研究确实要注意普及,我们的专家学者要注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宣传倡导正确的方法,引导广大读者正确地去认识《红楼梦》,不被错误的东西所误导。

    刘心武的观点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他借助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使他的很多观点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恐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今天的生活方式与十年二十年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更多地借助现代化手段,我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民族、对观众要负责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曾经做过不少好的节目,采访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开了很多很好的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但是近期,特别是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其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负面的。大众媒体不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只顾追求收视率。要知道,积极宣传正面的东西可以影响观众,宣传错误的低俗的东西同样也能影响观众,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效应。我认为现在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低俗化粗俗化的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现代红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政治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和社会经济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都需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确的方法。当前的学术研究要大力倡导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有文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好,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坚持科学的学术方法,现在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红楼梦》是中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读者都可能对它产生兴趣,都可能去研究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注意到这些年来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研究《红楼梦》,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作家研究《红楼梦》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对创作的过程有更深更细的体悟,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研究《红楼梦》艺术成就可能会有一些一般的研究者所没有的见解与体悟。比如,王蒙先生的《红楼梦启示录》就给我很多启发,我认为王蒙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红学专家。但是像刘心武这样的研究则不能提倡,一个著名的作家连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都不顾,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认为不管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要研究《红楼梦》至少应该坚持两条,一条是,对红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个基本的了解。红学史上有过评点派、索隐派、考据派,在百年的红学历史上事实已经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比如考据派,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红学,在考据上有很大的成就,考据作家的家世、版本,这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当中一些人物却未必可取。另一条是,不管怎么评价《红楼梦》,它都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基本定位不能变。因此我们在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红楼梦》的具体描写当中体悟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深邃的思想精华和精湛的艺术成就。现在有些人总是不满足,好像把《红楼梦》说成一部文学作品就显得《红楼梦》不伟大了,这是错误的观点。像刘心武那样把《红楼梦》说成“清宫秘史”,并不提高《红楼梦》的价值和成就。《红楼梦》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清代社会的书,反映贵族家庭兴衰的书,反映青年男女爱情和人生悲剧的书,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是清史实录,更不是清宫秘史。

    这段时间由于刘心武讲《红楼梦》,引起了很多观众、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又引起一股红楼热,但我觉得热未必就是好事。文革期间的评红热,热度比现在高得多,但热的结果是歪解了《红楼梦》,误读了《红楼梦》,这对于学术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我们要摆正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目的还是要认识《红楼梦》,认识它的伟大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通过我们研究,通过我们对《红楼梦》的认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对历史对今天的认识,增加我们的民族文化沉淀。包括我们研究作者的家世、研究版本,目的都是要认识《红楼梦》的价值,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正确。也许有些学者一辈子只能侧重一个方面来研究,但是从红学的整体上来讲,我们研究的着重点还是要放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它的文化价值上,这一点也是今后红学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对于现在的红学人们有一些意见,认为《红楼梦》研究好像都是在挖故纸堆,都是在抠一些钻牛角尖的问题,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对红学的状况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整体来讲红学发展还是很好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索隐毕竟是少数。记得上个世纪末期,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红学的展望”,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人们对红学发展有不满意的地方,期待做总结;一层意思是说,人们期待红学有些新的突破,有更大的发展。这个突破和发展不仅仅在于发现一个新的版本或者发现一条曹雪芹新的史料,更多的在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知。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多元化的研究,但不提倡不顾学术规范的胡乱说。不管是从文献的角度、文化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都可以对红学事业有所推动,增加我们对《红楼梦》认知的程度,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寄希望于广大的研究者、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年青的读者,应该了解红学的历史,应该对我们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而且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用严谨的态度来研究来阅读。我相信红学的未来会更好。

    来源:《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