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中讲《红楼梦》，几乎与此同时也出了好几种刘心武的关于《红楼梦》的书，如《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一时间刘心武先生成为当前最有名的“红学家”了。据说刘心武先生谦虚地称自己是“平民红学家”，我不太懂得这种“称号”的含义。我只知道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工作的不同，有职称的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又有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不同，但不知道搞学术研究还有什么“平民”与“贵族”之分。搞学术研究似乎与什么身份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是在搞学术研究，都应该遵守学术规范，都应该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说我有了“平民红学家”封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乱说。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早就提出了。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还不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就能建立一种“学”，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建立一种“学”是不是太容易了。当时许多研究者并不在意，据我所知，红学界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并没有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秦学”，大家认为去讨论这种问题，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想，刘心武先生是越讲越敢讲，越讲越悬乎，再加上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在全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秦学”我们真是要刮目相看了。
其实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蔡元培先生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正确，但他们所索隐的东西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其人，只不过和《红楼梦》毫无关系。比如说索隐派认为《红楼梦》讲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那么历史上确实有顺治皇帝，确实有个董小宛。刘心武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搞《红楼梦》索隐的人，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从历史常识来讲，刘心武先生编的故事也讲不通。不要说废太子没有这样一个女儿，就是退一万步讲废太子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女儿，也不可能送给曹家这样的家庭去做媳妇。因为曹家虽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们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仆。清代满清贵族中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公主与包衣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一个被圈禁的废太子他能把女儿偷运出府吗？康熙在废黜皇太子的同时，也严厉地打击太子党，在这种形势下废太子就是能把女儿偷运出府，曹家敢把废太子的女儿藏在家里吗？当时曹家都生活在江南，他们又怎么来藏这么一位“公主”呢？更何况没有任何记载能证明曹家是什么太子党，倒是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曹家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对康熙忠心耿耿。这样一个忠于康熙皇帝的曹家，他们怎么会在康熙第二次废掉太子以后，还敢私藏废太子的女儿，对皇帝图谋不轨呢？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出身交代得很清楚，是养生堂抱来的，这在小说中是一种很正常的艺术的虚构，我觉得对于《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形象采用所谓“考证”的办法、“索隐”的办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刘心武有个观点认为秦可卿如果出身寒微就不可能嫁到贾府，不可能嫁给贾蓉，成为贾家长门长孙媳妇，从而怀疑秦可卿的出身。可是在《红楼梦》中贾家的很多媳妇出身并不高贵，包括贾赦的妻子邢夫人，贾珍的妻子尤氏等等。《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向贾母提到贾宝玉的亲事，贾母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贾宝玉的亲事标准尚且如此，何况贾蓉呢。小说中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就是养生堂抱来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原本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是艺术虚构允许的。
刘心武先生自称他的研究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不管是探佚还是考证，都要占有资料和证据，而我们看到刘心武先生的“探佚”、“考证”则什么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都不需要，有的只是猜测和想象。比如，《红楼梦》第三回写到林黛玉进府，看到荣禧堂一副对联：“坐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刘心武先生说：“现在我告诉你，这个胤礽，做太子的时候，他有一副对联是备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扬，而且他到处把它写出来送人。史书上只是没有具体记载，他也写了送给了曹寅而已。”是怎样的对联呢，叫做“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刘先生接着告诉我们：“我现在让你把林黛玉在荣国府所看到的那副银联，和真实生活当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时候写的对联加以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两副对联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也成了秦可卿生活原型是废太子女儿的史料证据。尽管刘先生说的这样肯定，可问题来了，第一，既然连刘心武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太子对”送给曹寅没有史书记载，那你根据什么说废太子曾把这副对联写了送给了曹寅呢？第二，这副对子明明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怎么能说成是废太子胤礽的对子呢！既然没有记载证明废太子将此对子曾写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而对子又不是废太子的而是唐人刘禹锡的，那它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它怎么能成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废太子胤礽之女的证明呢？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刘心武先生知道了对子是刘禹锡的诗句后，还强辩说：“胤礽这副对联的事儿，最早记载在康熙朝一个大官王士祯所写的一本书《居易录》里面……经查，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那么王士祯的所谓‘太子名对’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王士祯行文比较简约，我想，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作为上联，让他对个下联，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没想到，这‘太子名对’，后来又演化为《红楼梦》贾府里，与皇帝御笔金匾额相对应的一副银的对联。”看了这样的解释你还能说什么呢，这位太子真是了不得，没看过刘禹锡的诗，竟能说出和刘禹锡一样的诗句，做诗的水平够高的了。但这是学术考证么！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这是在编故事。遗憾的是刘先生在这里只顾补漏洞，却没顾上把两副对子的内容搞搞清楚。刘先生想出了那么具体的故事细节，却没想到这两副对子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接受《艺术评论》记者采访时曾分析了这两副对子的内容，蔡先生说：“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现在，我们退一步讲，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禹锡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明月’‘晚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蔡先生说的够清楚了，刘心武先生的所谓证据完全站不住脚。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想当然、主观臆测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比比皆是，他用的最多的词之一就是“可能”，而不需要任何可靠的记载和材料来证明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是在搞创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说故事编的好，可以说是矛盾百出。比如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她的两个丫鬟瑞珠、宝珠，一个触柱而死，一个甘做义女。刘先生为了把这两个丫鬟的命运与所谓的秦可卿真实身份的政治秘密联系起来，就演绎说，两个丫鬟如果只是在天香楼看见贾珍与秦可卿**，何至于触柱而亡啊，一定是听见了绝对不应该听见的话，是什么话呢，“就应该是秦可卿真实出身的泄露，就应该是政治性的消息，也就是义忠亲王老千岁那一派，‘义’字派的绝密消息”，所以瑞珠只有一死了。那宝珠不死却做了义女，又怎么解释？刘先生告诉我们宝珠甘做义女是表示她在铁槛寺再也不回来了，“打算永远闭嘴”，这样令贾珍很放心。问题是瑞珠死了可以说“永远闭嘴”，可宝珠还活着，谁能保证她“永远闭嘴”，贾珍能放心吗！看来这个故事编的不能令人信服。再比如，刘心武先生把秦可卿和贾珍的关系说成是爱情，也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刘心武先生说秦可卿与贾珍是一辈人，虽然他们之间有了爱情，因为贾珍有了夫人，所以只好让她做了儿媳妇，但秦可卿与贾蓉没什么事，只是名义上的夫妇，倒是成了贾珍的情人。如真是这样，贾珍为什么不把秦可卿收为姨娘，这总比当他的儿媳妇冒着**的丑闻要好说呀。至于说到秦可卿真实出身的败露是由于元春告密，说元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贾家的利益，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贾家真有这样的事情，元春敢告密吗？她告密就真的能保护贾家的利益吗？如果保护不了贾家的利益弄个满门抄斩怎么办？更为荒唐的是刘心武又杜撰出贾元春的生活原型，说贾元春的原型，“应该”是曹家的一个女性，最早“应该”是送到胤礽身边，跟胤礽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又与胤礽的儿子弘皙生活过，后来又有了“二次分配”，这位曹家女子幸运地“从弘皙那边，拨到了弘历的身边”，而且“她到了弘历身边以后，很可能在弘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宠幸，成为了一个王妃。”这些宫廷秘史不见任何记载，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看这是看武则天的故事看多了。这些荒唐可笑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不要说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曹雪芹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女子，即使就编故事来看也是蹩脚的故事，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想的出来。
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牵强附会的东西非常多，比如他对“三春”的解释就是典型的例子。《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有一赠言：“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本来的意思是春光逝去后，众花都要落尽。隐寓贾家三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或死或远嫁后，大观园众多的姊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预示贾府最后衰落的结局（见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心武的解释却是“三春”不是指元春、迎春、探春，而是指三个春天。那三个春天呢，就是乾隆元年的春天、二年的春天、三年的春天。“三春去后”就是“三度春天过去”。还说：“乾隆元年、二年、三年，这三个美好的春天过去之后，在第四春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红楼梦》中写“三春”有好几处，如第五回惜春的判词“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中的“将那三春看破”，这都能解释为三个春天么？特别是元春判词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照刘心武的解释，“三春”就是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那这里的“初春”又做何解释？这又怎么讲？刘心武先生说：“贾元春她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封为贤德妃的第一年，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如果可以这样讲，那么“三春争及初春景”这句话就成了“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啊怎及乾隆元年的春天”，这通么？刘心武先生为了与政治事件、重大变化挂钩，胡乱解释，牵强附会，顾此失彼，矛盾百出。这种解释都是很可笑的。
刘心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他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而是搞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刘心武先生一再强调《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他说：“我越细读，就越相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而他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破解《红楼梦》的总钥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红楼梦》的巨大秘密”。且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