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刘心武的“揭秘”客观上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作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红楼梦》。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为刘心武这种探佚、索隐而去读《红楼梦》的话，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也会把探佚、索隐作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甚至去钻牛角尖。《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诸多漏洞，如果把这些漏洞都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强行作合”，为这些漏洞编造出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隐的心理。刘心武当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但长期以来，央视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有一种权威性，在传播知识这一方面也有一种可信性。央视当然也有权利选择开讲《红楼梦》的红学家，但选择了刘心武，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在今后观众的心目中，也就培养出一种“姑妄听之”的心理。我想，这是央视在为收视率飙升而窃喜的同时所应该担忧的。

    《红楼梦》不存在普及问题

    记者：如今学院红学研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琐碎，毫无意义，让人望而却步，一些人甚至把《红楼梦》妖魔化了，发展成一种与原著本身无关的学术玄学与文字游戏。至少刘心武的揭秘对于要普及的《红楼梦》还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何况，用学术研究来普及《红楼梦》，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陈维昭：历来人们对红学史的发展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判断，即认为红学史经历了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小说批评”这样一种过程。这种看法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是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的。我们应该看到“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刘心武现象”的文化渊源。我在《红学通史》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胡适的“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这一判断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红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新红学”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这是它的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则与索隐派红学一样，旨在还原《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这样的观念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但这一观念却在红学史上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从曹雪芹时代的脂砚斋，到高鹗时代的周春，再到20世纪的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后的霍国玲，乃至于目下的刘心武，他们都是这股“实录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现，几乎都吸引了当时读书界的主要视听。我曾说过，与索隐红学相比，“新红学中存在着一种更加潜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索隐。这种索隐与科学精神、与文学性立场是背道而驰的，但它却往往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当今的红学界大行其道。”实录观念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展开，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不管是索隐红学、还是新红学、还是当今的刘心武，都是绝好的例证。所以对于“刘心武现象”，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对它进行“意识形态化讨伐”，而是应该对“新红学”、对实录观念的非科学的一面进行澄清。

    从这个角度看，把当今的红学分为“学院派”与“民间派”，这样的区分是不得要领的。现在不少人把刘心武当成是“民间红学”的代言人，实际上，刘心武的实录观念与学院派的“新红学派”的实录观念是同出一辙的。最近不少以“科学的”、“学院的”、“学术的”姿态出现对刘心武进行口诛笔伐的学者，他们本身的研究就与刘心武一样是建立在“实录”信仰之上的，他们与刘心武一起，正在唱双簧。

    至于《红楼梦》的普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它，在《红楼梦》的阅读上是不存在“普及”问题的。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