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军　(1975.11.30)

    **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提示《水浒》的主要倾向，本文从选材、立意、艺术构思等方面，来论述作者究竟是怎样挖空心思宣扬投降主义的。

    一

    《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但它绝不象以前一些评论所吹捧的那样，“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它只是别有用心地涂抹了几个上自高俅、蔡京，下至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所谓“奸邪小人”，并抖露他们的罪恶，借以掩饰以皇帝为头子的整个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用所谓“忠良”和“奸邪”的矛盾来替代、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根本矛盾和殊死斗争。这就是《水浒》作者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使用的偷梁换柱的艺术手法。

    《水浒》第二回写了个高俅发迹，迫害王进的故事。高俅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巴结上宋徽宗，作了“殿帅府太尉”，于是就作威作福，官报私仇，对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横加迫害，终于逼走了王进。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虽简单，却提纲挈领地体现了《水浒》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旨，为全书定下了基调。《水浒》作者告诉人们，本来“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只是由于“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佞”高俅之流当权，陷害、排挤了象王进那样的“孝子忠臣”，败坏“朝纲”，才导致社会动乱。事实上，无论《水浒》所反映的北宋末年，还是《水浒》成书的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之所以风起云涌，完全是由于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发展得十分尖锐的结果。正如**所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可是，作者却把当时社会的动乱，归结为少数“奸佞”当权，排斥“忠良”所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高俅等几个残害“忠良”的“奸佞小人”身上，以免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般罪恶。这正好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掩饰阶级矛盾，散布对地主阶级中所谓“忠良”的幻想的反动创作意图。

    鲁智深、武松等好汉被迫上山的故事，也是这样。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帮助被污辱被损害的金翠莲脱离火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解救险遭“奸佞”暗算的林冲免于一死。这些故事，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着重表现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特征。这样作的目的，除了有意让这一人物跟“奸佞小人”高俅之流作鲜明对照，更加突出“反贪官”的主旨外，还企图通过对快人快事淋漓尽致的渲染，散布对统治阶级中所谓“忠信之士”的幻想。

    拿武松帮助施恩打倒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一段情节来说，蒋门神仗着地方武官张团练等的势力，夺了施恩开在快活林的一个酒肉店，称霸一方，牟取暴利，无疑是个恶霸。那末，施恩呢？他还不是仗着父亲是本州“管营相公”，因而“捉着营里有**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这不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霸么？可是，作者通过处心积虑的艺术加工，却把施恩和他的父亲描绘成“礼贤下士”的“忠厚长者”和“江湖豪侠”，甚至连他们倚势盘剥地方的恶霸行为，也吹捧成“并非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增添豪侠气象”，而对另一恶霸蒋门神及其靠山张都监、张团练一伙，则极力刻画他们的骄横跋扈、阴险毒辣。两个都是恶霸，真要揭露，为何如此厚此薄彼？作者这么处理，确实有意突出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宣传地主恶霸中尚有好坏、善恶之分，用狗争骨头中的是非得失来掩盖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为非作歹、鱼肉人民的共同罪恶。

    作者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艺术手段，宣扬“奸佞”残害“忠良”，因而导致“盗贼四起”、社会动乱的谬论，其目的就是抹煞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抹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提出，作好“理论”准备。因此，我们阅读和评论这些篇章时，要善于识破作者别有用心的创作意图，认清作品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

    二

    既然《水浒》作者认为“乱”，是以高俅为代表的“滥官污吏”、奸邪势力逼出来的，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便成了一部《水浒》的主题思想。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的。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致斐·拉萨尔》）。在《水浒》中，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通过作品中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特别是通过主要人物宋江来体现的。

    在设计人物时，作者把宋江这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规定为出身地主阶级，具有这样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特点：“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不甘当个小吏，只想“朝廷见用”，“建功立业，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等等，这是必然的，也是不难想到的。较难处理的，还是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让这样一个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混进农民起义队伍，并篡夺领导权。让高俅之流“奸佞小人”，把这个“日月常悬忠烈胆”的宋江逼上梁山，照走林冲、鲁智深、武松他们的老路吧，未免雷同。况且此人“忠义双全”，非同等闲，如果他也架不住一逼再逼，便上了梁山，岂不违背了封建名教，有损他的“令誉”么？于是《水浒》作者煞费苦心地为宋江上山安排了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先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犯下迷天大罪”，由于宋江的“仗义”“私放”，上了梁山；然后又让晁盖派刘唐送金酬谢宋江，终于“惹出一场大事来”。即使如此，他也宁愿被捕，刺配江州，也不上梁山。最后，又让他醉后题了两首发牢骚、泄私愤的诗词，被“奸佞小人”当作“反诗”定罪问斩，为梁山起义军劫法场救出，“闹了两座州城”，完全断了退路，这才不得不上了梁山。这还不算，作者又进一步根据孔老二的“天命论”和宗教迷信观念，捏造出星宿下凡、九天玄女赐“天书”等荒唐情节，给宋江头上增添“灵光”，说明宋江上山是“天意”，这既无损他的“忠义”美名，又可以为他后来顽固推行“去邪归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铺垫，作辩护。让宋江三番五次不上山，一方面表现宋江对皇帝的无限忠心，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沿途搜集力量，为上山后的夺权积累政治资本。增添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放晁、晁上梁山造反这条副线，不仅烘托出宋江的“义气”，为他一上梁山就能篡夺起义军领导权创造条件；而且通过简略展示宋江的对立面——晁盖所代表的真正农民起义路线，两相对照，颠倒是非，表明晁盖的路线是“邪”的，而宋江所推行的那条投降路线才是“正”的，因此必须“去邪归正”。

    确立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小说创作构思中最关紧要的一环。宋江这一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确立了，其他的人物和故事就可以围绕这主要的人和事去构思、组织了。虽然宋江到第十八回才出场，前十七回中的故事，仍然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用来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这一主题服务的。它们所起的作用，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为宋江的投降制造根据外，同时还为他的出场提供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