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对话（2）

    生于乱世，一垒孤军，少贫，全局观的战略感，北伐中原，志向无法延伸时，走向死亡。三军不可夺匹夫之志。这交相辉映的两段话，岂不快热血男儿之万一。《三国志》载魏文长“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衿高，当时皆避之”；《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张浚行状说：“公于诸将中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倚于大事。”（“沉鸷”一词，在古汉语中往往用于形容武将，“沉”用于指性格深沉，“鸷”用于指作战勇猛。）宋廷颁发的制告中“沉雄”、“沉毅”、“沉鸷”、“沉勇”多用于武穆当时，此种性格特征，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从史载片言短语，两人在性格上的某些特征，以及导致的最后结局，在历史上又何其相似啊！

    源于三国的乱世风声是如此一波三折、层次分明地把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在文明进展的这个阶段带到顶点，然后拦腰折断。诸葛武侯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姿态把蜀汉的强弓撑开如满月。而强弓的底质已渐渐无法支持住越来越大的张力了。这场风声是一步一步被次序截断的。在蜀汉“七出祁山”战略格局中，最后一次出祁山前，魏文长“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以奇兵，辅助亮之大部正兵，这一策略，险至极点，一反亮之谨慎，被亮制止。此为风声渐萌，男人的阳刚之气被抑制；诸葛北伐中原，出师未捷，蜀汉以一己弱国，意图统一中原的阳刚之热血被遏制倒流；蜀亡，魏亡，司马家族以阴昧之谋，阴夺魏之政权；夺政后，为粉饰太平，执行文化暴力之策，导致魏晋南北朝369年间，清谈之风盛行，无人过问政治。当时盛行的文化哲学，迎合了晋朝统治阶层的需要，其中包含了魏晋士人对高蹈避世、不乐世务、视富贵为浮云的古之先贤及其风骨气节一种深深的心理认同。其背后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颓势。积极进取的文化哲学，被“服药、饮酒、清淡”的享乐事完全取代。

    这场风声，魏文长，一介武将，并非应运而起的第一人，他只是三国时代男人阳刚之气的最后承接者。我把他安置于这个地位，是因为自七出祁山其尽显男人血勇之气的奇谋被推倒后，随之而来的历史，无不是长袖当舞、妇人之谋的天下，甚至晋朝的实际开创者司马仲达，甚至坦然接受诸葛所送女人裙衫，反穿之，毫不为耻。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尚如此，更何况其下子孙后代，一朝百姓岂不争仿效之。

    昔年西汉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一路延伸下的民族血脉气杰，到此已分道清野，清谈为乐。而魏文长却是这一时代男人剽悍之气的杰出代表。

    九百年后，面对一位身经百战，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