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诸子百家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其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创造了万物和人，因此，人应该顺从天意，通过内省才能“知天”、了解天道，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无疑将统治者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秩序化、合理化，而由此推出的“三纲五常”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

    在人性论方面，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是由天决定的，因此提出了“性三品”说，即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天生就是善人，包括帝王和当权人物；中等人要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善，主要指地主；下等人的性天生就是恶的，不必也不能受教育，只能服从统治。这些理论仅仅是董仲舒用来麻醉人民的，对于君主，他则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主张君主不仅要“求贤”，更应注重“养士”，同时提出了新的选举方式。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中的儒术即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他认为六经各有所长，应该兼具其长，但他本人也只对《春秋》公羊学十分精通。董仲舒学生众多，其中有很多人成为朝廷重用之臣，据说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是他的学生。

    作为西汉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从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贤良对策】《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汉武帝下诏举孝廉、策贤良时，应诏奏上的对策。在这篇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革除弊政、重视德治的政治主张，罢黜百家学说、独尊儒术的思想以及大一统的理论。董仲舒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后世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此书行文明晰通畅、论理精湛独到、语言朴实无华，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