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劳德正确地赋予背诵以很高的价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经常要穿着外衣或者衬衫、卷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做的剑，扮演诺瓦尔和格雷纳温 ，或者是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 ，向我们的同学，还常常有老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或是对话。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　　“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到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他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那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　　由于叔叔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他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丹佛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有一个考验，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再去上学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五到六分钟之内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节课就是圣诗，因为我事先已有准备，因此成功地通过考验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在30分钟后再重复一遍，其结局恐怕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我所赚得的，或者说从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几年里，我有次和约翰?默利先生在伦敦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沃兹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说他一直在找寻伯恩斯的诗歌“老年”，对之他赞叹不已，可是此标题下的内容他却没有找到。我当时很有兴致地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它立刻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真是伟大，他并给我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莫利。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多德和我可以免得其劳。这种原因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我的所有亲戚，莫里森家和劳德家，对神学的看法就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他们法对教义，对此我毫不置疑。在我家和亲族中没有一个是正统的长老教会成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特肯姨妈，姨父劳德，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教条。在之后的某一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