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内从思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妈妈对宗教话题总是保持沉默，他从未跟我提起过此类事情，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时，我们家没有仆人，而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我们星期天的晚宴。母亲阅读广泛，阅读无神论者查宁 的作品是她当时唯一的快乐。她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的童年，包围着我的一种气氛，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动荡不安。当时在政治世界表现出激动不安的最先进的思想有：消灭特权、人民平等、共和主义。与之相伴，我听到很多的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这对敏感的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我之后如饮醇酒，酩酊大醉。我一直十分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一条教义，它对我有如恶梦一样可怖，可是由于上述思想的影响，我的这种精神状况便转瞬即逝了。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当牧师在宣扬原罪说时，父亲愤然而起，离开了会场。这发生在我到那之后一会。　　父亲不能忍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那时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它却并未停止参加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阁楼里祈祷，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虔诚。一切宗派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通达善的中介。他发现宗教理论有很多种，可信仰只有一个。神父构造出来的不是一个天父，而是残暴的复仇者，一个“永远的折磨”——安德鲁?Ｄ?怀特曾斗胆在他的自传中如此称呼上帝。对此父亲知道得比神父更好更清楚，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养鸽子和小兔。当我想起父亲不辞辛劳地为这些宠物搭建一个合适的窝时，我都会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在妈妈的眼里，家庭的影响是让他的两个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径。她过去常说，首先是要让家里充满欢乐，只要能让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们高兴，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像一个雇主似的，让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帮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让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命名。一般地，周六我们会用来给小兔子收集食物。回首过去，想起与我的玩伴们签订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们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帮我才及蒲公英和车前草，长达整整一个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报，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劳动所得，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并把它看成是我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它的发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有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具备一种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谁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选择任用他们。这是任何人都该拥有的宝贵知识。我并不懂得钢铁机器，但我尽量去弄懂那更为复杂的人的机制构造。1898年，我坐车在苏格兰高地旅行，在一个小酒馆里稍作停留，一位绅士走过来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先生，苏格兰的大家具制作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他冒昧地介绍自己，因为他就是那群帮我干活的伙伴中的一员。我记起来了，他有时不爱说话，一心想着那些兔子，而且也给其中的一只起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遇到他有多高兴——他是我日后唯一遇见的一起养过兔子的伙伴。我希望能经常见到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当我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阅读这份手稿的时候，我手头有来自他的一封珍贵的短信，这勾起了儿时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光。他现在应该收到了我的回信吧，希望我的短信可以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给我带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