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说科斯的论点是错误的，不修正就不应该发表。迪莱克特就写信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科斯转达，科斯坚持己见，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样书信往来好几回，到后来，科斯回信说：“就算我是错吧，我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那你就应该照登。”迪莱克特的回应是：“我照登无误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答应在文章发表之后，你应该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科斯回信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如你能选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谈，我倒很乐意赴会。”后来在１９６０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迪莱克特邀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１９７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Stigler,１９８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诺德·哈伯格尔(AHarberger,福利经济学首要人物)、马丁·贝利(MBailey,默契合约理论高手)、鲁本·凯塞尔(RKessel,20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经济学奇才，医学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翰·麦吉(JMcGee,专利权理论专家)、格雷格·刘易斯(GLewis,劳工经济学专家)、劳埃德·明茨(LMinits,理论高手)，加上迪莱克特及科斯，在历史上经济学讨论从没有这样多的高手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会。辩论是在迪莱克特家进行。迪氏在家中请吃晚饭。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３个小时，开始人人反对科斯的观点，但到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赞成科斯的观点，并炮如珠发，把在场的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动。多年以后，当时在场者都有不同的感触。施蒂格勒对张五常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尔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凯塞尔开始时极力反对科斯的观点，但后来识其灼见。他也对张五常说：“经过那个晚上后，他知道科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的人。”而且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他们离开迪莱克特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科斯本人也差不多给那个奇异的辩论会所震惊。科斯后来也对张五常说：“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么样也不曾想到我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高手反对，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里德曼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高枕无忧了。”是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多知道一点。芝加哥学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闻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科斯的人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辩论已经获胜，然而，他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院培养出来的。那天晚上的大辩论，今天在经济学界内，时有所闻。科斯回忆道，当那天深夜离开迪氏之家时，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维吉尼亚大学，科斯答应给迪氏写一篇进一步分析辩论所讨论的文章，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之作，此文石破天惊，是本世纪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文章。文章很长，不同而又类似的案例数不尽，反映科斯治学之博、之深、之实。该文当然被迪氏当做１９６０年那期的首选之文，但面世已是１９６１年了。科斯那时为了赶1960年那一期，时间紧迫，他写一节，就先寄那一节给迪氏，分节寄出希望迪氏有时间编排其稿。这样分节而写，分节而寄，节与节之间的连贯性较弱，但较一般的文章有较多的独立性。科斯把最后那一节结论寄出后才知道，原来迪氏对他写该文时赶进程漠不关心。迪氏认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时间来写的，不赶也行。假如科斯的稿迟3年才完成，迪莱克特的19６０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这样的编辑在市场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就学术的高度及态度认真而言，无人出其右。

    那时《法律与经济学》学报是有稿酬的。张五常曾问过迪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的稿酬是多少，他叹息说：“那时校方明文规定，不管文字好坏，每页稿相等。假定我有权按文章质量来付酬，我会将全部的可用稿酬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