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因为有了户口簿，我不用（也不必、不能）再选择我的身份证、我的工作证了，我的户口簿像一个上帝，它将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它殷勤地为我提供了一切，尽管我失去了一点小小的自由，比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比如选择职业（也许我可以不做教师，而做一个理发师、邮递员）……但是这些小小的自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有人为我安排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选择的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是可能性，如果我的生命有多种可能性，我一定因为不能选择而一

    事无成。现在一切都被别人安排好了，因而我成了一个“工人”，我是一个本分的“工人”，这难道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吗？

    感谢身份证、工作证、户口簿，它们给了我一个身份，使我感到踏实。我不能想象哪一天没有了它们我会是什么样子。它们是我的身份，我不能失去身份。它们是我的存在，就是我，我不能失去我。现在我要好好地将它们收藏起来，将它们放在我家的大衣柜的夹层里，我不能让任何人拿走它。

    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之下，社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劳动力组织成一个个固定集体，使他们与特定的生产单位（企业单位、农村公社）形成凝固的人生依附。这种情形之下，公民，首先是作为劳动力进入管理者的计划视野，劳动力则被看成是一种国家公有的生产资源，由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公民个人无权选择自己的职业（一颗红心，服从分配），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一旦你被生下来，你就被纳入了计划管理的体系，就不能在计划外随意迁徙）。现在，经济条件变化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户口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三资企业吸引人才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吸引了内地的大量人才，就是在“不要户口”这个前提下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流行的大学生“三证报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只要户口制度存在，企业对劳动力的选择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公平的。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毁弃这个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所谓劳动力市场都只是针对各个城市具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居民的，对外，尤其是对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是封闭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对工作挑挑拣拣，他们宁可失业，在家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做脏、苦以及所谓的贱活。例如北京市曾对失业者提出一项只要自己创业就可以享受数万元补助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失去国家安排的危险到市场上自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