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路。

    这对于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失去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公平就业的机会，也就同时几乎失去了一大半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而这种户口制度上的不平等往往演化为实际上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的不平等。如北京某大学后勤部门正式工作人员人满为患，达到数千人，但是他们依然必须雇佣数百人的农村劳动力来负责打扫卫生，原因是这些活正式员工不愿意做，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一个正式工的十分之一。在这个大学的后勤部门，一个正式工的月实际收入近2000元（还不含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收入只有200元——尽管他的劳动强度通常要比正式工强得多。

    以上分析可知，户口制度的存在实际上带来了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竞争，一方面保护了城市居民中的低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而言则构成了无法逾越的等级制，实际上是使他们受到了经济剥削。更严重的是人为地提高了企业、事业单位的用人成本，因而也削弱了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严格的户口制度，层层审批，严格把关，人为地提高了人口迁徙的成本，造成人口流动的极端凝滞。人口的极端凝滞，也带来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极端凝滞。

    如果说，瓦特之前的时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半径主要受制于交通工具，那么汽车、火车、飞机的时代这种限制已经可以忽略一些了。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依然在严格的限制中，因为户口。一个人口流动凝滞的社会，人们活动的空间（尤其是农村社区）极端的狭小，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交际圈封闭，生活闭塞，人们终年生活在熟人、熟物之中，封闭的生活产生了惰性：因循守旧、道德主义、人情社会。

    因为迁徙困难，远距离工作、发展、异地谋生障碍重重，人们被迫生活在一个狭窄的生活圈中，这进而迫使各个生活区间都发展出自己的全套的娱乐、交际活动——进而人们被这些活动所主宰，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由于目光狭窄（生活范围狭窄的结果）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狭窄化了，自我意识变得模糊，生活在封闭圈子里（一个没有陌生人、陌生事，一天一天没有任何新鲜色彩）的人总是缺乏真实的自我体验。首先是缺乏相异之人的对照（周围都是熟人，相互间缺乏对比——熟人在这里意味着遵守相同的生活风俗、习惯、方式），没有异己事物的激发，没有新鲜事物的激励，人们无法发现自身中的创造性（个性力量），寻求个人感的冲动被压抑了，熟人社会是重人情、重归属感的群体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代替了竞争，守旧代替了创新，从众代替了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