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克林顿当政时期的人总是认为，相对于紧急援助而言，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对外援助只有在与真正的、持续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才会真正有效，因此，这一援助应以改革为前提。这一对外援助方式与我所谈论过的针对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应对计划是一致的：援助只有以各国自己制定的强有力的经济政策为前提才能起作用。此外，如果金融支持没有与改革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未能发挥作用，将进而损害在这类融资可能会起作用时国内政治支持。尽管如此，政府过于**或过于无能而达不到与援助挂钩的条件的国家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他们的政府还没有发生变更，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更有效地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类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负担得起的药品、获得清洁的水、食品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战略——因为这既是巨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任何此类努力中，即使本意再好，对其有效性和出现意料之外的后果的风险进行严格的评估都是重要的。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爱尔兰摇滚歌星波诺的参与，为最贫穷的人提供援助的一项建议即广泛债务减免计划获得了支持。离开财政部后加入花旗集团前，在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建议下，我和波诺见过面。尽管他在室内也戴着太阳镜，而且只有一个名字，但波诺却是个有思想的、严肃的人，在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问题上有一系列想法。我非常赞同他另外的使欧洲、日本和美国向来自非洲的进口开放其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但在债务减免问题上，我告诉波诺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一概念，但觉得他的广泛而深入的减免建议可能会起反作用。

    如果一个借款人明显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债务，来自官方债权人即政府和多边机构的有限度的债务减免是合理的。克林顿时期曾实施过这样一个项目。可能这一项目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或扩展。但如果债务豁免成为一种宽泛的政策而不是偶尔的例外，就会损害私人债权人对债务偿还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会得到严格实施的信心。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信用市场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损害其可能减少信贷流，并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利率成本上升。由于债务减免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是作为一种对外援助来看待的，我在这方面的强烈偏好是通过对外援助来将同样的资源用于减轻最贫困和负债最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

    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的以外，民间的市民也能通过其经营、通过慈善捐助和政治参与来对付全球贫困问题。公司不仅能捐献资金，还能提供经营和专业技能，正如思科公司最近在阿富汗所做的，他建立学院来培训电脑网络方面的人才。定位明确的慈善努力，如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艾滋病和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视或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和西非从事的活动，近年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可能比政府针对同样问题所做的努力更有效。不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那样资金雄厚的人同样也能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较贫困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还包括在贸易和援助问题上变得更熟悉、更积极和政治上更活跃。

    最根本的是，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在财政部时，我曾考虑过去找克林顿总统，建议他设立一个跨部门机构来处理与全球贫困相关的所有实质性和政治性问题。在一大堆事情的干扰下，我一直没有和他谈。由于克林顿总统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现在我觉得那真是丧失了一个机会。这一努力本可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困难问题，包括什么样的机制能最好地鼓励政府采取更好政策的问题。我们也原本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即在争取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并把我们的市场更充分的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支持方面，如何克服政治障碍。我希望未来的某届政府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把这件事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政治挑战都是巨大的。在寻求对外援助的支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