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们不喜欢说这些，但通过降低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所付的价格，通过将我们的资源分配转移向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为美国公司制造竞争压力使其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进口对我们的经济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这一因素是80年代末以后美国竞争力恢复的关键所在。对比之下，欧洲和日本限制较多的贸易制度为受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庇护，在迟滞生产率的增长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1996年到1999年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长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更好更便宜的电视机或者是烤面包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T恤衫，而没有进口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货物和服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一个百分点，利率要高两个百分点以上。我在财政部时，在国会的委员会前作证时也以此来阐述我的证言。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菲尔·克兰有一次说，我是他所听说过的惟一一位在公开作证时为进口辩护的政府官员。在演说和证词中，我在为进口的辩护时增加了一条强有力的理由，指出所有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来自技术或来自贸易，即使这种变化是极其有好处的，也必将不可避免对某些人带来损害。因此，贸易必须伴以有效的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在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将有益于生产率，有利于政治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接受。

    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包括将我们与在几千英里以外工作的人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意味着其他地方的低工资工人能以从前难以想像的方式提供货物和服务，印度和中国尤其拥有数量庞大的低工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变化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提供巨大的机会，就像过去的创新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几乎肯定将加剧政治领域中有关贸易的、已经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使得改善美国人对贸易的认识的努力越发重要。面临低工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量工人的竞争，保护主义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类似政策回应——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都是有害的。不过，这一新的竞争确实要求美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诸如教育、保健、城市贫民区和有效援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等领域增加公共投资，保护我们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通过促进更低的利率，更大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恢复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出现尽管不像贸易那样至关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是关键的。金融机构是资本的储户和用户之间必需的中介，对资本的更有利地分配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银行体系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或者是危机的部分原因，或加剧了危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技能——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法律和规范基础架构以及强大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获得资本的机会是中小规模企业特有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这些公司提供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强力关注的焦点。

    1997年我作为财长访问中国，在中国中部参观一家珠宝生产和出口企业，那家企业曾经是国有的，但已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并通过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出售股票成功地筹得了所需的资本以扩展其业务。如果扩张进展顺利，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且该企业希望为像我那天所见到的珠宝生产女工那样的妇女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运转更加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的直接结果，这样一种发展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不可想像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还见到了几个规模小得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资本的企业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小额贷款。通过在中小储户和资本用户之间提供中介，通过对借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他们促进了国内储蓄的更好使用。在巴西，朱迪和我去了圣保罗一个可怕的贫民窟或者是棚户区，在那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