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其他人进行过许多次讨论，这使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公共关系和教育运动，以支持对外援助和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自由化——某种比“哈里和露茜”广告更诚实但和它一样有效的东西，这则广告在1994年帮助击败了我们这届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其他更具正面意义的例子包括非常成功的反对吸烟和酒后驾驶的运动。这种有关贸易和援助的公共教育应强调道德问题以及在对付全球贫困问题上我们自身的利益动机。同时还应突出强调成功的故事，比如非洲盘丝虫病盲症的根除。我曾和许多个人以及基金会争论过，认为这一活动所需的相当大的财政资源会产生极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该项目能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态势的话。迄今为止，我的主张没有任何效果。

    让我用我早年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记得那是1964年，我刚从法学院毕业，我坐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午餐桌前吃午饭。在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之前，我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当时正把时间花在旁听县法院的审判上。一位中年黑人女招待突然问我，我是否认为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尊重、享有尊严。

    我记不太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但她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一位布鲁克林女招待对尊严和尊重的渴望与总统的内阁成员、一位巴基斯坦学生，或者花旗集团一个债券经纪人的渴望是一样的。人们努力工作以满足其各种生理需要和**。但一旦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某些人可能会说是灵魂的需要——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如果后者得到满足，生活就会很好。而如果灵魂没有得到满足，财富是无法填补这一空虚的。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我觉得那位女招待想要说明的：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性得到承认、得到倾听、你所说的和所信仰的都得到认真对待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满足企业是所有人口的营养、基本保健、教育和其他所有的基本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惟一的目标。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极端贫困的人和我们这些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生活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不仅仅需要食物、药品和清洁的饮用水，也需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在这个时代人如果感到没有受到尊重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但对我来说，连批评都或反对者的声音也以尊重的态度倾听是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一种承认。我认为，对于如何促进经济情况的改善，我们已经从本国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学到了很多，尽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反映这种理解的政策是另一回事。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不可改变的终极答案。即使是那些回避意识形态、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并努力以极其严格的分析态度来工作的有思想的人，连这些问题上也是仍然会存在分歧的。

    但是，尽管我们无法克服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我确实认为加强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从而改善我们的决策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发生着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在离开华盛顿以后，我仍深深地参与到公共政策事务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发现他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如此的重要。过去几年中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使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并不断让我想起成年以后我经常有的一种感受——对最佳可能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不确定的世界致谢致谢没有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卡罗琳·阿特金森、斯坦利·费希尔、迈克尔·弗诺曼、罗恩·克兰、西尔维亚·马修斯、琳达·罗伯特、朱迪斯·鲁宾、吉恩·斯珀林和法里德·扎克里亚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或者初稿。他们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