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司后不久，我就卷入了与所罗门美邦公司有关的问题。这家投资银行是在1997年旅行者集团将其子公司史密斯·巴尼与所罗门公司合并之后诞生的。在我到公司之前，纽约金融界一位重要人物对我说，所罗门公司曾经一直是固定收入交易的一支主要力量，但已不再是一家第一流的公司。我很快就认识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一系列的挫折，所罗门公司依然是一支主要力量，似乎仍在努力向前。在拥有原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能力，尤其是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固定收入交易公司的地位以及信用延伸能力后，花旗集团就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要。但该公司确实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战略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在欧洲更有效地开拓市场。为实现这一目的，花旗集团一直在进行谈判，想收购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施罗德有限公司以作为在欧洲扩张的平台。由于施罗德公司的人担心所罗门公司依然像《骗子的骗术》时代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样，合并遇到了麻烦。《骗子的骗术》是迈克尔·刘易斯撰写的著作，这本非常著名的书把早期的所罗门公司描写得非常不守规矩。施罗德公司的人要求我飞到伦敦参加一个星期六的晚宴，与他们一起讨论所罗门公司的文化，使他们自己能满意发现所罗门公司现在是以一种更文明、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这些我都很乐意干。

    在花旗集团最困难的问题可能就是其管理结构，我觉得桑迪雇佣我的愿望部分来自于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也许能帮助他和约翰更容易地达成一致决策。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的繁杂性和潜力使我很感兴趣，这是以斯蒂夫和我在高盛公司作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联合首席执行官的非常好的经验为基础的。我想我也许可以从那段经历中提取经验来帮助他们俩形成一种能更有效地运转的机制。

    尽管不是一个联合首席执行官，但我现在是董事长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因此我建议我们每周开一次会，称之为“董事长办公室会议”，我们三个人参加，花旗集团的总顾问查克·普林斯作为秘书。我将发挥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努力帮助约翰和桑迪做出决策。约翰对这一机制没有什么意见，但桑迪却在真正的利用这些会议，每次来都带着准备好的议程。他会说：“今天我有下面五件事想要谈。”然后我们就会一件一件地讨论。

    这些会议对约翰和桑迪有些帮助，但决策和确定方向依然十分困难。在那个最初的时期有一个大问题是所谓——花旗，这是在合并之前约翰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利用因特网的努力。那时约翰持一种在热爱因特网的人中间很普遍的看法——这完全可能是对的——即传统大公司没有准备好对公司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以更有效地利用因特网。为了防止受到压制，约翰认为要使因特网业务在花旗集团开展起来，惟一办法就是撇开传统渠道。而另一方面，桑迪认为要实现相关的倡议，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他认为，因特网的业务应该在花旗已有的结构中进行，要受传统预算纪律的约束。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大公司进行有文化震撼力的创新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初始阶段，约翰以非常规的方式来推动可能会更好。他确实能使公司更具活力地进入因特网时代。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该讨论进行时，对这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足够，因此将因特网业务转入各业务部门也是有道理的。

    那只是2000年2月在花旗集团的管理委员会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公司的大约20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飞到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开了三天休假地会议。第一天，我们讨论了与公司未来发展有关的管理问题。德雷克·莫罕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也是公司一位非常受尊敬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做了一次我觉得现在依然富有启迪的发言。那时，我们有大约18万人。把德雷克的实际数字撇到一边，假设收益的增长率是每年10%—12%，复合平均数在6年或7年翻一倍，在10年内我们可能会有大约40万人，生产率还会更高。德雷克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性和实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管理如此庞大的雇员并保持增长呢？提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意味着除许多其他问题之外，还要找到对基本战略决策、预算、风险控制和重**律事务的集权控制和把单个业务的更具体的战略和经营委托下去二者之间一种恰当的平衡。还有其他的挑战：要像一个小公司一样亲切地对待客户，给雇员这样一种感觉，大型组织的力量能帮助他们最好的实现他们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只成为官僚程序上的一个环节。对跨业务、跨产品或跨地理区域的问题迅速做出决策，并创造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带来高效率。我相信这些挑战已经得到应对，但就像任何一个成功组织一样，花旗集团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是在其领导人的指导之下，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一种创新性的、以数字为中心的经营方式下。

    在会议的第二天，讨论围绕着作为一个组织我们怎样才能运作得更好。人们开始讨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大多数认为他不可能运转良好，主要是因为做出重大决策和确定战略方向时的困难。讨论极其坦率。一位长期在花旗工作的雇员用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明他的看法：“我们只需要一颗北极星。”我后来得出的印象是，桑迪和约翰从博尔德会议回来后都会在心里认为联合首席执行官结构已难以为继。因此，他们两个人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一个月后召开的公司董事会星期日特别会议讨论。由于对那次会议的说法和报道很多，我也可以说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当有人就这一问题询问时，我会说我认为桑迪和约翰都是极其能干的人，我的第一选择是两人都留下，以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但如果这不可能，由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多数来自原旅行者公司和花旗公司，而他们惟桑迪马首是瞻，因此我认为公司董事会实际上别无选择。我离开会议室，他们的讨论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在一间办公室里等着，看电视中的“尼克斯游戏”节目，而董事会则仍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桑迪和约翰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相互打趣，试图表现得轻松。接着董事会成员走出来向我们仨宣布由桑迪担任惟一的首席执行官。

    这一经历使我改变了对联合首席执行官的看法。以前斯蒂夫·弗里德曼和我能共同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