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能将我最了解的最有效地运用。但在金融部门工作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保持对现状的了解，并因身处其中而获得知识和见解。这将有助于提供一个我参与所关心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基础，并使我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的努力更具价值。财务上我并不紧张，但我也是个有适度的商业追求的人，我觉得自己想得到财务上有所回报的东西。最后，不管什么原因，实际上我觉得大型组织的管理问题非常有趣。(我的大多数朋友认为这是个人性格问题，我应当以另外的某种方式来解决。)

    但我的另外一些工作选择标准使事情变得复杂。我非常清楚副手与部长之间的区别，非常清楚负很大责任与负最终责任之间的区别。我在高盛公司和财政部负的都是最终责任，我不希望还是这样。我已经进入了生命中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我想生活得稍有不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垂钓、阅读以及我关心或觉得感兴趣的任何事情上面。因此，我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

    但不管到哪儿，我又确实想成为核心管理结构中的一部分。一位离开克林顿政府并在一家金融公司担任非常有吸引力的高薪职位的同事对我的思考有很大影响。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说：“我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工作，但我从未成为核心管理层的一部分。而如果未能进入核心管理层，就缺少了些什么。你感觉不到你是这个世界的核心部分之一。”他说的这些我深有同感。经历丰富的人在外人看来一般都是公司的重要人物，而实际上他们在管理上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我在工作的寻找中增加了这一标准。

    利用作为老政治家的一种类型的前财政部长——尽管我既不算老也不是政治家——来提供建议，与客户打交道，就像亨利·福勒受雇于高盛公司发挥的作用一样。这可能几乎对任何金融机构都有吸引力。但在核心管理层中制造一个职位是更大的挑战。将这样的一个人放入组织的高层可能会令人尴尬。他不想做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或首席财务官，也不想在任何有关公司业务的问题上有决策权。那么他做什么，如何融入组织？

    我真正努力想为自己制造的是一种类似顾问的职位。或者成为一个不管部部长，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插手。在财政部时，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找一个顾问来为我发挥这种作用——他应当非常有经验，但没有他自己的安排，能成为我和部里其他人的咨询人。如今我在私营部门为自己寻找那样一个职位。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主张。许多首席执行官都会从一个忠实于本机构、但在重大决定中又没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的人提供的建议中受益非浅。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这几乎从来没听说过。大多数的总裁可能都不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出现一个有独立立场的人物。这样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人似乎很容易看成对公司其他人的威胁。有着必需的责任能力和经验的人中也不会有很多会满足于只是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完全可能被忽视。

    我也不能肯定是否有人愿意创造我所寻求的那种角色。但几乎所有我认真谈过的公司都提出了某种办法，这些办法彼此都略有差别。这些公司的解决办法都是非常规的，因为这种情况是非常规的。大多数的可能办法都涉及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长或成为董事长办公室的一部分。有一家公司提议我管理一个类似公司内部思想库的机构，另一家公司提议我关注高级管理人员的代际过渡的指导。每一个提议都代表一种潜在的具有吸引力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可行性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疑问。

    我快要作出决定时，朱迪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我举办了一个“欢迎回到纽约”的宴会(这可能是她的一个聪明的方法，以此确保我不会在华盛顿找另一份工作)。花旗集团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桑迪·维尔也在那儿，我们聊天时他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谈一谈。

    我说：“很高兴和你谈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就快接受别的工作了，我也不认为在花旗集团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我不想和桑迪在虚假的借口下会面。但桑迪还是想谈一谈，于是我到他办公室见他。

    桑迪是个著名的推销员。他使花旗集团听起来像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他告诉我花旗集团的业务遍布102个国家，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投资银行业、保险、零售和商业银行、信用卡、资产管理、一家私营银行以及在新兴市场参与几乎所有业务。结果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花旗集团是联合首席执行官制：桑迪和约翰·里德由于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而被带到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结构。媒体的报道也表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问题。直到我到花旗集团以后才明白的是，尽管桑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