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要求巴西让雷阿尔贬值可能风险很大。巴西的货币无序贬值导致更多的货币动荡并向其他地方蔓延，而巴西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之后，在一个已经脆弱的环境中，另一次这种冲击可能导致真正的全球性衰退。

    在我看来，是否帮助巴西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尽管在汇率不浮动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计划的决定是艰难的。我记得，有一次坐在拉里的办公室开会，自己想到，这是另一次在坏选择中做选择：情况对我们不利。但即使他失败，他仍可能是正确的决定。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极大。即使我们未能拯救巴西，我们仍可能将崩溃的影响推迟6到8个月，这足以证明这一努力的正当性。我并不相信这些看法能把批评挡住。如果拯救巴西的计划失败，没有人会看这一决策的质量或推迟影响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只会说：你把一大把美国人民的钱都扔进了下水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克林顿异乎寻常的理解力和直觉的又一例证。拉里和我去了椭圆型办公室，把我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并把美国的资金同时投入而不只是作为备用选择的理由陈述了一遍。我们也要劝说其他大国政府同样这么做。克林顿赞同继续执行计划。但他接着说：“要知道，我对墨西哥计划的感觉很好。我觉得那个计划将会起作用。我对这个计划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对我来说他只是似乎机会更大些。”

    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确实在一段时间即11月和12月里帮助了巴西。但1999年1月不稳定状况更猛烈地回来了，当时巴西政府没有采取计划中的某些财政措施，货币政策也过早的放宽，而巴西第二大州拒绝向中央政府偿付到期债务。巴西财政状况的恶化再一次使投资者争相出逃，使政府的外汇进一步减少。随着，国库的日益空虚，中央银行行长辞职了。巴西试图向墨西哥那样以一种故意安排的方式来调整其汇率政策，但这没有效果。一旦陷入困境，控制下的贬值很少能—如果能的话——产生效果——这次也没有生效，仅两天后就崩溃了。雷阿尔急剧下跌，一天之内就跌去了10%，到1月底已下跌30%以上。不到三个星期，新的中央银行行长也下台了。

    但那时，全球环境已经好的多，金融市场对巴西问题的重新出现泰然处之。从这个很重要的意义来说，我们的赌注是值得的。那时，联储已经将利率下调了三次，而货币政策上的放宽对稳定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允许汇率浮动也被证明是巴西经济的转折点。巴西人对浮动汇率制会使通货膨胀复归的担心也没有成为现实。这和卡多佐和马兰选择AF来担任银行行长有很大关系，AF是一位深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市场经纪人，他在2月初上任。其迅速行动提高了利率，使中央银行变得更加可信。

    与国际上对如何使私营部门卷入——我们的欧洲同事对此特别关心，他们把自己政府的钱提供给了巴西——日益增长的国际关注相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一直在寻找让外国银行“介入”的方式。这时，全球资本市场已经足够稳定，我们不用担心这会促使借贷人从美国或者其他新兴市场抽回资金以回避风险。在纽约联储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西的主要美国银行债权人同意延长对巴西的贷款，而国际货币组织也同意提供额外的援助资金。不久，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拉丁美洲似乎已经结束，而全球都出现了经济更为健康的令人安慰的信号。

    到4月份，情况似乎真的在变好。美国的金融市场重新正常运作，而恐惧感已经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储迅速的提供流动性和削减利率的行动。巴西又能在私人市场上借贷了。巴西经济实际上在1999年已经增长，而通货膨胀也受到抑制。韩国提前偿还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也能从私人资本市场上借贷了。其他亚洲国家也回到了增长的道路上。

    复苏的模式尽管各国各不相同，但在我看来似乎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危机反应的正确。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尽管起初很痛苦，但随着出口递增带领危机国家重上增长之路，现在已成为复苏的基础。泰国、韩国、巴西这些自主推行广泛改革的国家，信心正在恢复，外汇储备正在实实在在地增长。国际贷款与政策改革的结合是行之有效的，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情况就复杂一些。汇率的下跌使他们更有竞争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也减少。但对于政策方向、对于债务困难如何解决等问题的迷惑都对此投下了一层阴影。这些不确定性得不到解决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投入他们的资金。

    回头来看，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对付危机的办法是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的合作和介入，帮助那些采取了恰当行动的国家扭转了金融混乱局面。这些努力带来了经济基本面和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的极大改善，并帮助避免了更严重的、可能严重影响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