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成功国家”也就走出危机了。随着危机感的消退，有许多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活动再次变得困难。有一个问题，看得越仔细就越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政策完美无缺。许多人在解释那些遇到严重麻烦的国家的错误时方式都过于简单。不管其经济政策和措施显得有多么健康，每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都远非完美。

    我记得，卡罗琳·阿特金森曾在我们团队的许多会议中一次提到过这一点。在巴西危机的那一个时期，我们有一大堆人围坐在会议桌前。某个人说，巴西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国际货币组的援助计划应该更容易发挥作用。用经济术语来说，那是个“好”国家。

    卡罗琳蹦起来说：“是啊。而如果他们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那我们就会说他们一直都是不可救药，并回过头来找他们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糟糕的政策。”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评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健全的政策和结构性问题，也有着各种优势。如果美国面临某种经济危机，人们会指出一大堆问题来作为理由——我们的低储蓄率，庞大的贸易赤字，非常高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水平，现在我还可以加上深受困扰的长期财政状况。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但我仍然对危机心理消失的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人们会很迅速地忘记痛苦经历带来的教训，而这会导致糟糕的决定。一个例证是，韩国刚能从私人市场借贷后发生的事。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能以合理的利率从私人市场借钱会为韩国危机后的经济带来信心，强化该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政策走向可信度，并促进增长。

    新的韩国财政部长在前往纽约签署新贷款协议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但在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们之前，我们的人告诉我说，这位部长不打算继续贷这笔贷款，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他利率会比他所期望的高25个基点——或者说是1%的1/4。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一年前还处在无力偿债的边缘，那可能是会有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在这个政府在自己能借款时仅因为25个基点就不借了吗？也许他是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能支付比某人所认为的合适价格更高的价格——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通过这次债权发行，韩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树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25个基点。

    韩国财政部长和他的翻译走了进来，他们都坐在我会议室的桌旁。我们开始交谈，我说：我知道你们打算筹措这笔资金，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利率高了25个基点。在重新树立你们自己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2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又有什么分别呢？”

    财政部长回答说，25个基点就是25个基点。我们不应当付这么多。我告诉他我跟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拿到就把钱拿走——市场上情况可能会变化的非常快。如果这次发行进展顺利，韩国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利率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撤出会再次在投资者的心中激起疑问。但我们的争论还是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并不真的关心你们做什么。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会谈中，每一个人都望着我，好像我已经丧失了理智。可能我是，但是暂时性的。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对危机应付得非常好。但我这种反应是针对聪明人在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短视而做出的。我在高盛公司曾多次见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