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格林斯潘的降低利率信号是有所帮助的。但仅削减美国利率似乎不太可能打消世界的危机感。拉里和我现在都赞成克林顿总统的意见：我们应当努力引出全世界对此尽可能强有力的声明，而总统本人也应对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看法应当主要围绕着支持对危机的国际反应的步骤。由于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的问题仍困在国会，这些步骤主要是建立一个机制，即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一起，加速由几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提供的资金的拨付。在联系紧密的中央银行家圈子中，联储努力劝说其他国家的同事相信有必要通过降低各工业国的利率来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我记得艾伦·格林斯潘曾先私下、后公开说过，他观察市场已有50年之久，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起初，我们在劝说主要伙伴如日本和欧洲相信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发表他的伯克利演讲之前，艾伦·格林斯潘和我飞到西海岸与艾伦多年前就认识的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和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会面。我们都为日本在处理其不断加深的经济弊病方面所做的事太少而感到烦恼：日本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市场情况似乎非常脆弱。宫泽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对日本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但似乎更多地将这次会面看成一次我们如何公开评论日本经济的谈判，而不是两大经济强国间就对双方都威胁极大的形势的一次实质**流。

    欧洲的官员们都专注于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前的准备，以及引入将取代各成员国货币的新货币欧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和道德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过好几天密集的讨论和谈判才说服他们全球衰退现在是比通货膨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道德风险更大的威胁。最终我们就一份措施谨慎的7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在最后一刻，有一位中央银行行长临阵退缩，想从声明的立场后退。但艾伦·格林斯潘劝说他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这份声明说货币政策方面的“风险的平衡”已发生变化，从只对付通货膨胀转到促进增长的需要。这五个大多数人听来平淡乏味的五个词在全球金融界是件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每一场战争都有着自己的武器，在与动荡多变的金融市场和极度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打交道时，仔细撰写的公报——由世界七个最大的工业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签署——的微言大义可以导致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他对美国领导解决这次危机的理由进行了更广泛的阐述，并在这方面概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正如克林顿所言，新兴世界的混乱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导致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削弱对民主自由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的支持。回头来看，我认为克林顿有关作这样一个声明的价值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高度紧张的时期，领导人需要与公众沟通。如果他们能对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合理的解释，并讨论有关的替代解决办法，这本身就对危机时期的心理产生影响。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强烈支持这一看法，并高明地协调组织了此后各国元首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的联合公开声明。尽管沮丧的情绪仍持续了几个月，但回顾起来我认为主要领导人对全球问题的这次公开介入和关注是最终扭转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已经非常紧张的体系的另一次打击几天后出现。俄罗斯无力偿债在金融市场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他们对美国的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偿付能力构成了威胁，而许多人都担心，这家公司的倒闭可能大大加剧美国市场的紧张状况。总统演讲后的那个周末，我正待在纽约的家中，盖里·根斯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是负责金融市场的部长助理，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盖里说依靠数学模型交易而赚了大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倒闭。盖里想和纽约联储的官员彼得·费歇尔一起到该公司在康涅狄格州的总部去调查实际情况。我告诉他尽管去干。

    9月20日，周日的晚间，盖里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所了解的情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巨额头寸，资金来源则是从主要的金融机构借贷来的数十亿美元——只有在金融市场平静下来，利差关系回归到更正常的水平，他所持有的头寸才能出手。目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巨额亏损，而他即将到来的倒闭对金融市场来说预示着什么后果谁也没有把握。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对盖里说：“真不明白像梅里韦瑟这样的人会陷入这样的麻烦，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时可是被认为是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在创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前，梅里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着巨额的交易业务，长期以来业绩一直极佳。他拥有几位金融领域最出色的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他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们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就这么做了，把所有赌注都押在数学模型上面，尽管这些模型是由极为老练的人建立的。

    模型是观察市场的有用方法，并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支持。但最终需要由交易商做出判断，因为现实总是比即使是最精致的模型所能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