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继续或是停止注入的资金都会带来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对这些后果必须进行比较权衡。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恶化导致错误的人选在俄罗斯掌权，而责任又要来承担的话，切断援助的决定在以后看来就会是灾难性的错误。另一方面，面对杜马的挑衅仍继续注入资金，在促进复苏方面又几乎肯定无效，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执行贷款条件时的可信度，给债权人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在极高的收益率面前仍购买俄罗斯债券，其预期就是会有拯救。在不附加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资金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这给了外国投资者和俄罗斯国内的寡头足够的喘息时间，使他们能在崩溃之前撤走资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要在新的层面与之打交道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争论的另一个层面是是否要从汇率稳定基金中提取资金。我个人的判断是，权衡这些互相冲突的考虑之后，更好的选择是不再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也不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的资金。

    这一插曲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地缘政治领域的人倾向于不完全考虑经济领域的问题，反之亦然。甚至在杜马投票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仍非常专注于寻找援助俄罗斯的方法。桑迪·伯杰在白宫的情况分析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劝说财政部同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比尔·科恩、麦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休”·谢尔顿。他们都主张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罗斯人民，并避免万一俄罗斯解体而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噩梦。这些官员发表看法之后都转向我，问我的想法。

    我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们都想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力量，避免俄罗斯人民的进一步疏远。但我还是认为，杜马不愿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多帮助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尤其是在有组织犯罪和**在俄罗斯经济中有极大影响的情况下。然后我转向坐在我后面的国务院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夫·塞斯塔诺维奇，问他是否同意。他回答说俄罗斯的某些部分比其他的部分更为**——这似乎是一种不情愿的赞同。

    我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金会制造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曾在市场待过，能感觉到人们在利用这种形势。如果我在从事交易，我会努力确保我的公司从中获利。在财政部期间，我非常清楚市场的敏感，避免与纽约的朋友讨论财政部的事务，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仍然在金融市场工作。即使只是问一个问题，一位财政部长也可能暴露心中所想。但财政部和联储官员确实需要理解市场参与者所想，而这就需要认真倾听人们所说，并监督市场所做的事。在有关俄罗斯的争论中，我在华尔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投资者认定美国不会让俄罗斯无力偿债。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提到当年早些时候他曾听到投资者认为以80%的收益率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的人是在玩“道德风险游戏”。

    总体而言，外交政策团队和经济团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和其他问题一样好。但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我们在条件不那么高的情况下继续援助的压力很大。尽管额外的支持极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但仍需要显得愿意帮助，我知道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我坚定地相信另一面的风险更大——如此坚定，以至于我觉得如果他们想另找一个愿意使用货币稳定基金、愿意努力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的财政部长，我也无所谓。

    但拒绝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鼓励俄罗斯采取那些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非常努力地劝说俄罗斯人实施必要的改革措施，并在7月末警告俄政府，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可能就要面对被迫陷入无力偿债境地的前景，且随着储备耗尽货币也会贬值。8月10日，戴维·利普顿飞到莫斯科，想让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获得所发生的事的直接感受。他还向俄罗斯官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由于不愿面对迅速恶化的形势，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后果；而且，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俄罗斯的储备下降的速度比大多数政客所知道的还要快，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进行改革，如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失败，“裂变”速度还会大大加快。但戴维的感觉是，俄政府中似乎没有人明白情况有多么危险，也不太担心储备的损失。政府中的许多人就是反对改革，完全不知道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性有多大。

    8月17日，俄罗斯宣布要让卢布贬值且无力偿付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无力偿债立刻产生了影响，不仅对俄罗斯人，也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我们一直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消失了。许多投资者为自己错误的推断——断定我们会愿意在俄罗斯未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宣布无力偿债几天之后，我到一个过去属于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