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阿拉巴马众议员索尼·加拉汗身上的事，他是一位可亲的、影响很大的众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许多个月里他都持反对立场。在某个时刻，索尼决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原因是他在阿拉巴马州南部的选民中包括一家大纸浆厂。这家公司突然开始解雇工人，因为他的出口受到了亚洲危机的影响：他的主要客户之一是印尼一家造纸商。这比我们能说的任何东西都更能使索尼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中，在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身上发生的事，对阿拉巴马州门罗县的企业和工人也有重要的影响。在不确定的世界触底第十章触底

    1998年8月，俄罗斯成为陷入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无力偿还其外债的国家。就在同一天，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并发表电视讲话就莫尼卡·莱温斯基事件向全国民众道歉。9月10日，他在白宫居所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为误导我们而道歉。在克林顿道歉并为自己辩解后，其他人获得了说话的机会。

    我并没打算说什么。但我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误——有时是很大的错误。而对克林顿错误的认识应当以其成就为背景。我还认为整件事——当然很严重——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多得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未得到足够的注意。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举起了手。“总统先生，你无疑是把事情弄糟了，”我说，“但我们都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媒体过多的报道和某些你的批评者的虚伪。”

    我确实非常赞赏克林顿处理危机的方式——尽管这一危机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的精力集中、专注，在身旁风暴肆虐时仍继续工作。和总统谈俄罗斯问题，你不会认为他在担心其他任何事。他每天都到办公室像总统那样工作。我记得有一天下午，他邀请了大约50名国会议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半——来讨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正是莱温斯基事件处于**、共和党人积极推动弹劾之时。我们都围坐在布莱尔厅的桌旁，他引导着讨论，似乎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这是一次成效卓著的座谈，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克林顿的态度是松驰的，也是专注的——和那些试图弹劾他的共和党人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民主党人一样专注。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感到很好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很有趣的谈话。我们当时正讨论副总统戈尔竞选时在初选中遇到的困难，克林顿告诉我说他用“精神装置”帮助自己渡过了莱温斯基事件那段时期。我没有具体问那些“装置”是什么，但他认为戈尔也许能用类似的技巧来克服困难并更有效地进行竞选。

    不管这是否有助于戈尔的竞选之路，主动选择正确的思维模式这一观念确实有助于我打网球，他减少了我过于踌躇和犹豫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大多数业余选手都是障碍。在打球时，我牢记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即使非常优秀的篮球选手投不中的机会也达55%。即使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也会犯许多错误：目标是应关注如何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个球，而不是或者担心弄糟或者担心分数的多少。我告诉斯蒂夫·弗里德曼，莱温斯基事件提高了我的网球水平。他屏住呼吸等待我要说的话，他对我的解释可能有些失望。

    莱温斯基丑闻是否对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某些人认为，其后果是该届政府错失了机会尤其是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机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克林顿不可能再做得更多了。至少在这一领域是如此，即使丑闻从未发生过。1997年我们就开始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小有变化——对年度生活成本调整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水平——也是民主党人和利益集团往我们脑子里灌的东西。预算盈余的预测实现了，尽管这完全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不能解决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常严重的长期性问题，但为政客们提供了一种更方便的解决办法。首先，他们可以用新的盈余来为社会保障的缺口提供资金。其次，他们将部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换成了股票，期望能得到更大的收益。

    某些人甚至认为，克林顿应当带领在这一问题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斗争，或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在有关弹劾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但远在丑闻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感到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提出一个一出台就遭到否决的建议，人们的反应就会是不仅要求我们退让，而且会使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更加困难。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更正常的环境下，政治解决方案是否会有所不同，但我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变化是不可能独立于弹劾问题而存在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莱温斯基事件的后遗症确实使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98年8月，我们已为控制亚洲金融危机而奋斗了近一年。但是，一国的问题似乎刚得到控制，压力又在其他地方爆发出来。这场危机最终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是1998年8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政府无力偿还其外债，引发了我们一直担心、1997年12月韩国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