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些资金的必要性的讨论使我们处于一种熟悉的微妙处境。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国会不行动的话世界就会崩溃——这样说或许有助于获得国会的支持——因为如果国会不拨款，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就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陷入资金紧缺的危险。即使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问题，它也还需要具有——并且需要被视为具有——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力量。考虑到这一点，国会不采取行动本身就可能助长信心的丧失从而影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持股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其资金的增加，都已经提供了拨款。国会不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实际上减少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并损害我们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而且，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延长或加重危机。

    我们在国会遇到的反对有些是重新提出了在援助墨西哥危机时期提出过的主张。但这种情况再一次出现，即内含其中的实质性问题不能解释遇到的反对为何如此激烈。在我看来，国会中许多人这次的反应似乎因未能更多地参与以往我们在泰国、韩国和印尼问题上的决策而感到恼怒而强化了。如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问题上，国会议员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其反对意见的发泄渠道。

    从政治上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党的反对。某些民主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本已因经济崩溃而遭受困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于苛刻。其他人则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的计划没有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中许多是集中指向印尼的。有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如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和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尔对我们说，如果苏哈托不释现在被关在监狱中的印尼劳工党领导人叫穆赫塔·帕卡罕，他们不会支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拨款的计划。博尼尔是众院民主党意志坚定的党鞭，来自有着众多汽车工人工会成员的底特律郊区选区。他的主张是，无论哪个国家，对组织工会权利的尊重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必要条件。

    博尼尔是理智的，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的关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标准应当是是否采取重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以及市场信心的措施。重新恢复稳定是博尼尔最关心的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而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达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以外的目的则会有碍于这些努力。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对博尼尔提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道德劝说、倡导和公开展示来向国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似乎会遇到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多么坚定。

    不过，对于人权是否应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却很少置疑。有一两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带哲学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具有普遍价值的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非获得食物和健康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只拿出我们的巨额财富中的0·1%来帮助全世界的处于绝望处境中的穷人，美国能就因为坚持人权观念而在道德上处在优越地位呢？但一旦你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把你归入根本不关心人权的一类。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人权，也赞成克林顿政府的看法即实现人权目标的更好办法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强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取行动来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来取代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年度更新程序。我们的观点是，使中国成为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比孤立中国更可能使他发生变化。这在我看来似乎显然是正确的。

    这一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我与博尼尔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戴维会说：“我们不应支持把劳工领导人关进监狱的**政府。”

    而我则回答：“戴维，对此我原则上同意。如果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就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但你的原则立场会对印尼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对他说，如果印度尼西亚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工人的境况会大大改善，而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延续时间也会减至最小。相形之下，如果我们采取博尼尔所坚持的立场，我们就是在因印尼领导人的恶行而惩罚其人民。而且，印尼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恢复有助于劳工权利和其他问题的进步，这些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关心的。当然，美国永远不可能赞同对某些国家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因为这些政权的行为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