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会加上第十一条：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接触和合作。但是，尽管这些原则为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导致了危机的观点或者是对批评我们方法的人的具体回答。

    也许不奇怪的是，在1997年末和1998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批评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扩散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扩散给许多人带来了经济困难。某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完全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总的来说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某些人认为亚洲发生的事情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不喜欢全球资本主义，并相信其对穷人是有害的。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国内还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要反对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帮助，并且相信开放市场对美国工人有害。这些看法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言论中得到响应，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在会议期间或试图开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第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在政策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大体上赞成我们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经济一体化是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最有前途的方法。他们的批评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简短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涵盖后来成为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中所有的观点的细小差别和共同之处。我也不会声称完全叙述了即使是我引用的批评者的看法，而只是对辩论如何发展的一个描述。

    第一类批评，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看法，即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二类批评，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危机处理不善。第三类批评，认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此类问题在未来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认为西方要为危机负责的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第一世界的“投机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马哈蒂尔是个资本家，与麦当劳门外的抗议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认为是投机家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并廉价购买其资产而制造了亚洲危机。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马哈蒂尔把货币交易称为“不道德的”，他从前也把货币交易商乔治·索罗斯单独挑出来，认为他是华尔街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赌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然后迫使其下跌从而从赌注中获利。尽管马哈蒂尔的谴责是极端化的，但还是有许多其他人认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商为了自己获利而故意扰乱货币和经济。

    第一类批评中的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过快释放市场力量是危险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