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国际体系。首要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各国的危机。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他们在过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益处，也意味着重建国内和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心。我认为，没有简单的、单一的方法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解决紧急危机的办法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危险以及以前案例的经验。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一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但现在，1997年和1998年，问题是为什么连某些明显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总体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寻求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某些国家将原国有产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并注入市场力量——程度也各不相同——并为金融市场建立法律框架。

    但在某些方面，亚洲“奇迹”经济体依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银行和公司借款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和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在公司、银行和政府各级都缺乏金融透明度，这意味着债权人和投资者可能因为隐藏问题的突然揭露而大吃一惊。

    除结构型弱点以外，1997年到1998年，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用了固定汇率制，从而使他们自己在面对市场压力时的脆弱程度大大增加。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货币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不稳定，但也是因承诺为可以摆脱汇率风险而得到相对安全，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问题是只有在经济政策恰当，而且市场相信为保持钉住不变而牺牲国内利益的情况下，一种货币才能保持对美元的钉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的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是这样，后来俄罗斯和巴西也是这样。而一旦市场开始认定货币钉住将无法坚持，就需要极多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使市场相信并非如此。但对汇率放任不管也会造成损害。公司和政府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介入的债务负担一下子变重了。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效应，对相关国家的生产和工作机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而且，使这些困难更为复杂的是，陷入困境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也分散了处理危机的责任感。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远不仅仅是那些陷入困境国家的错。许多人指责美国强迫新兴市场向外来资本开放的速度太快。其实合乎逻辑的问题应当是：某些危机国家是否过快地对其资本市场放松了管制，如果是，工业化国家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财政，特别是在墨西哥危机后，强调的是新兴市场需要有充足的制度框架和恰当的政策体制。然而，回头来看，对此本应该更强调。更好的管制基础架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机构和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会减少发生不稳定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些最大的困难在于健全的金融机构所必须的信用文化、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和内部行为规范。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市场的基础架构的强调是否能对借款国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实际上，大多数借贷过度的国家都是主动寻找资本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抵制外国银行的进入——外国银行本来可以向他们的银行业部门立刻提供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管理方法、技术和资本(我还在财政部，尚未加入这样的银行时就持这一观点)。某些国家限制本可以成为稳定力量的长期投资，却鼓励短期借款。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缓慢或分阶段开放金融市场的主张可能变成完全不开放市场的借口——因为从政治上来说，保持对资本流动的严格控制要比进行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更容易。我认为历史已经证明，更自由的资本市场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是有益的，但他们确实需要与适当的管制体系和足够健全的金融机构相结合。

    尽管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也有几分赞同对短期投资的流入而不是流出进行控制的主张。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有时也是合理的。在通过限制短期资本流入来减少对波动性大的资金的依赖方面，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利用控制来回避改革。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健全的政策和浮动汇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