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哈托并不实施改革，而是继续寻找另一条出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货币局”制，即一种通过将印尼卢比与美元挂钩来阻止卢比下跌的机制，从而使印尼的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档上。但这需要经济前提：充足的外汇储备、真正坚持健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健康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将不再能为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即使是具备经济前提的国家，这种制度也很难维持。我们担心，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汇率问题，可能只会让苏哈托的亲信获得一个在这一安排崩溃、卢比进一步下跌之前把资金逃到国外的机会。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强调，要解决危机，就需要苏哈托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并恢复金融稳定，就像30年前他成为总统时所做的一样。但蒙代尔觉得，在改变苏哈托对根本性的问题如**和透明度的态度方面，他并不比总统和拉里更成功。

    不久后，苏哈托任命了一个“亲信内阁”，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几个在他的帮助下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置疑苏哈托改革决心的另一条理由。而另一些人觉得，他挑选这群信得过的盟友是为了在稳定经济方面做最后一搏。事实上其政府也确实开始认真对待货币控制，市场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围绕着这一努力构建了新的援助计划。在使印尼注意货币控制从而制止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加速这一危险的螺旋下降趋势方面，多边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都直接参与。我们三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团队来与印尼人共同工作。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