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具体的环境中选择哪一种政策最有意义，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辩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公开或私下里寻找能够影响日本的途径。在私下，在政府各级部门协调发出的信息，间或也有总统参与，在与日本的双边会谈中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多边场合，尤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施加影响。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如愿以偿让备受尊敬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表达了这些关注。

    在公开场合，我谈论日本的这些问题时就相当直言不讳，这些评论总是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而且对批评非常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通过公开评论对日本进行影响是合适的，因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层似乎一直否认问题的存在，而且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是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认识到他们这种毛病的。很多日本政府官员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交易商面对着自己不断贬值的头寸做祈祷，而这时他所需要做的却应当是，理性地重新评估这些头寸，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在政府内部，在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我们有许多争论。和克林顿政府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对日政策上有点像是鹰派，但艾尔·戈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我们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讨论如何说服日本整顿其经济。坐在克林顿对面的副总统语气非常强硬。他对总统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起他们注意，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戈尔提出了一项影响日本更多人态度的综合战略，具体办法是派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到东京，公开谈论日本回到正确轨道的重要性。戈尔可能一直想提出一项更为严肃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反映出，当一个第一世界盟友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失望。

    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个插曲可以追溯到1997年4月，当时桥本龙太郎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会见克林顿总统。拉里和我在会谈前向总统做简报，提醒他说让日本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怎么对这种威胁日本首相的办法寄予多大希望。但他明白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而且他确实也施加压力了。桥本本来就预料将在这一问题上将面对克林顿总统指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经济问题时，日本首相取出了他随身带着的图表，据说是为了表明日本正面临转机。他说日本经济即将重新开始增长。桥本埋怨说“鲁宾和拉默斯之流”——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座——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所说的却大谬不然。

    世界最后的确在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的情况下，渡过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即日本的弊端使经济复兴更加困难，并且增加了亚洲进一步动荡的风险。而且日本的软弱无力反衬出中国为稳定局势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经济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做出不同的选择，该地区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当时，中国既不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也不是主要的贷款国。但它是出口的竞争者，而且中国政府中有些人似乎认为使人民币贬值会使其出口商品更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但这样做将在该地区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在会见克林顿总统、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或会见我时，**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多次强调，信守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

    那些会见给我留下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印象，到现在还一直影响着我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是顽强、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的，而且不屈服于压力。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也觉得，中国领导人对于被美国和世界认为相对于日本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感到非常满足。但尽管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我看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助于中国采取建设性的经济立场，但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倾向于不同的政策，我认为国际压力不会产生效果。在本届政府上台初期，克林顿认为我们与其把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与其人权状况的改善挂钩向中国施压，不如采取一种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的战略。

    总统列举了中苏分裂的历史例子支持他的观点。克林顿说，在中国还非常弱的时候，中国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现在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