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天之内，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直接提供的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增加了我们的的双边援助资金。这一次我们与外交政策班子的争论较小。达马托法的限制条款已经过期，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一起制订一种框架，通过该框架，各国保证用双边资金作为“第二道防线”；但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已经动用、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双边资金才能动用。这两种情况都使国会攻击我们使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风险得以减少。而在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态度转向使用“汇率干预基金”以恢复信心，显示我们对美国重要的盟友的支持。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而且更大范围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到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如何应对都在激烈地辩论。随着这一地区另外一些国家陷入麻烦，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的立场。50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美国战略上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扭转其经济困境，日本的政策和作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政策却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亚洲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经济弊端。1997年秋我们越来越担心危机有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危险，因而更担心日本对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力而给该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看起来日本正在经受的不仅是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泥沼，而它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该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紧缩，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有成型和不成型的僵化现象，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深深陷入麻烦的日本金融业。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关闭破产的银行或要求它们提前清算它们账面上的呆坏账。可疑的贷款通过公司和银行之间密切配合的“财阀”体制扶持破产企业。而由于银行的资产搁死在这些公司里，本来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贷流动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我们看来，当时日本能够代表亚洲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整顿其本国的经济秩序。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慢。1980年代末曾高达39000 yen（日元）的日经指数，1997年11月末已下降到15000点。日本的GDP 占该地区GDP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如此的严重停滞使得亚洲其他地区的复苏更加艰难，而且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增大。日本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日元的疲软反映出美元的坚挺，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银行也是这些国家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日本银行却在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抽走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对其贷款附加事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些国家需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富裕国家只有通过外交通过在各种国际机构以及诸如西方七国会议等场合进行的辩论，才能在沿着健康的经济政策方向前进方面相互影响。围绕西方七国集团有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这方面十分有用。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七国首脑会议，七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都要会晤数次。这些会议——加上要在会后对新闻界统一口径——为相互提出建议和施加某种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但其对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预算赤字进行指责，乔治·布什政府中有些人感到不快。我一直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赤字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状况，就像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出日本经济问题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一样。在1997年至1998年，西方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常常希望自己能办法更多一些，使日本着手处理他的经济问题。这种冲突是这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和跨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后果也是熟悉的。有些国家推行不健康经济政策而给别的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很想自己出面对其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干预我们自己的决策。当然，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