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一面——例如，我们敦促中国增加投资增加进口而非一味增加其外汇储备，缓解亚洲危机时就是这样。后来，在我们就以中国降低关税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像越来越多的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支强大而坚定的独立力量。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将会极大地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我们从未想到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它是前几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受益者。韩国已经从向世界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并于1996年在墨西哥之后成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二个新兴市场国家。

    但就在1997年的万圣节，也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揽子贷款协议刚刚达成后，市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关注转向了韩国。最初，人们难以想像韩国的金融业会步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后尘，陷入危机。甚至在其面临市场压力时，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该国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尤其是因为韩国在年底将面临总统选举。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韩国银行的债权人们也没有认识到的是，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所剩无几。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核查韩国财政状况，该国官员通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韩国政府曾经在账面上所拥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韩国各银行总共仅剩几十亿美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这一突如其来披露出的消息使世界经济开始面临一段严重的危险期。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的担心达到了顶峰。拉里在纽约召集他的西方七国同事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不断恶化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被告知，情况非常危急，而且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在美国的银行。他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们的亚洲危机处理小组在我的办公室集合，拉里通过内部对讲机也加入进来。我环视房间，看到了一支才华卓著的公共官员队伍。就在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对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来说，拉里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把这支队伍称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梦之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既在观念上也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我们这个小组会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集中讨论这项或那项政策抉择的作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开学术研讨会，气氛轻松，我脱掉了鞋子，拉里解开了领带。我们以一种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幽默感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但在制定真正潜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决策时，这个气氛轻松的小组又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除拉里和艾伦外，这个核心小组还包括我们仍在任的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同事。特德·杜鲁门在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前曾一直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他是这一领域中的传奇人物，对以往的金融救援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还在美联储工作，但他再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事实上的成员，而且后来在他调来财政部工作后成了我们的正式成员。丹·佐利克曾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做过大量工作，现在还在部里工作。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或双边的援助条款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他总是强调这种危险，即一项贷款协议的细小之处可能会削弱更大的努力。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另一位“战友”是蒂姆·盖斯纳，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官员，拉里看中了他，并一直大力栽培他，最后把他升任至拉里过去的位置——副部长。盖斯纳对亚洲问题非常了解。他在泰国和印度长大，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一直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财政处工作。蒂姆也天生有一种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力，具备惊人的常识判断力和本能的政治决断力。

    其他一些熟悉的同事现在正在发挥新的作用。迈克·弗诺曼在担任我的人事部主管前一直